阳了，怎么办

施晶晶

新冠病毒从未如此迫近我们每一个人。

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人们短暂地享受了封控解除的欢愉，也同步迎来新的现实：越来越多人亲历新冠病毒，看着它一步步感染室友、同事、家人、自己。

“阳了吗”“阳了怎么办”成了人们最关切的家庭议题、办公室话题。

这是新的局面。

在这之前，新冠病毒多存在于新闻发布会，阳性病例更是一组抽象的数字，远离多数人，但如今，“封控”“转运”成了过去时，防治新冠成了每个人必须具体应对的健康挑战。

事实上，当新冠病毒在身边惊现，我们仍会惊慌、短暂地不知所措。

无论是心理建设还是行动准备，每个家庭、个人都需要习得新的經验。

12月，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以一种迥异的方式又火了起来。

书中3个带“yáng”的角色名，恰好描述了当下人们感染新冠的进程，一起被人编成了段子—“阳过”（杨过）盼着“阳康”（杨康），不想重复感染成“王重阳”。

让人莞尔的段子背后，也显示出人们正逐步适应感染扩散的现实，疫情议题顺应变化，正从“清零”向“防护”转变。

与此同时，被新冠病毒击中的年轻人大方地在朋友圈里晒“阳”，病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感染体验、康复经验，围观者众，留言鼓励居多，观感上，谈“阳”色变的气氛正在退却。

但从网络回到现实，即便很多人都有“迟早感染”的心理预期，也把“不慌不怕”挂在嘴边，默认它毒性减弱，但真实感受到“阳”在靠近时，仍会不由自主地退缩或逃离，诚实地显露出我们的不安。

哪怕只是一方办公室，面对第一波冲击，同事之间的心态也很微妙，氛围的变化显而易见。

人们开始在办公室里时刻戴口罩，继续笑脸相迎的同事，多少会引起旁人一丝警惕，有时我们拿捏不好分寸，该怎么明确、尴尬又不失优雅地提醒同事戴上；
入冬的广州，是开着窗通风，还是关上窗取暖，总要有一方妥协。

办公室陆续出现阳性，私底下，有时人们会有意识地隐去“阳了”的同事的名字，似乎那仍是“忌讳”和不宜公开的“隐私”，而继续来办公室坐班的人会获得同伴脱口而出的一个“勇士”称号。

有同事的抗原检测盒显出了一深一浅两道杠，她条件反射地向后退了2米，问着“我是不是该回家”“是不是要让阿姨来消杀”；
帮她确认结果的同事，下一分钟戴上了口罩。

我们很容易就能意识到，在哪些瞬间，彼此的脑海里拉响了警报，心理防线又绷紧了一些。

当然，这是人之常情。

且不说，“上有老、下有小、妻有孕、身有疾”是很多人的现实处境，哪怕独居青年都可能面临无人照料独自扛的现状。而合租的单身青年，从办公室回家，也将面对连锁反应。

一旦确认“阳”了之后，我们是一起感染还是尽可能保护好室友，如何共用一个洗手间和厨房，这些是迫在眉睫的具体问题。

事实上，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室友，也很难提前达成共识，因为我们同样对外界风险系数的感知有差异，也没有讨论过具体的应急预案。

我们很容易捕捉到这样一种心态：即便我们默认它毒性减弱，但当越来越多人讲述感染症状的时候，我们仍然不希望它落在自己和亲友头上—人们之所以厌恶生病，不只是害怕死亡，还怕痛苦和麻烦。

我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两难：即便你自己不在意，你身边的人却有顾虑，那你要不要配合？我们仍然处在彼此牵连的系统里，我们既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对身边的人也肩负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也许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我们集体患上了“疑病症”，开始频繁感知自己的身体状态，抚摸自己的脑门儿感受热度，盼着鼻腔继续畅通无阻，感受太阳穴最深处和扁桃体传来的疼痛程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阳了”，还是“在阳的路上”，又默默祈求自己的症状只是普通感冒。

脱销的黄桃罐头和杨梅罐头告诉我们，无论是它甜润的口感、丰富的维C，还是“逃过疫劫”“阳没了”的字面吉利，“东方神秘力量”的调侃之下，其实是人们需要心理安慰。

新冠病毒是不是“大号流感”的争论仍然喋喋不休，但现实应对当中，它远远没有被我们当成普通的流感来对待，只需稍加回忆，就能意识到，在疫情之前，即便每年都有流感高发的季节，但我们从未有过如今的心态和举动。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集体意识到，面对传染病不只是和病毒的生理对抗，也是一场焦灼的心理战，需要免疫的不止身体，还有心理。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社会里，“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隐藏在更复杂的现实之中。

因为共处一个屋檐下，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暴露在风险之中，这需要一家人共同承担身心压力、化解它，也离不开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

河南一位怀孕5个月的准妈妈用“如履薄冰”向我形容她的感受。怀孕之初，她就被父母灌输“孕妇不能发烧、不宜感冒、用药对宝宝不好”的观念，为此，她和丈夫都很小心，一旦有感冒的症状就分房睡。

疫情管控政策松动后，她已居家半月，防护做到了“快递外卖都要先消毒静置半小时才动”的程度，但她还是感染了新冠。

12月10日，意识到自己发烧的那一刻，她觉得“所有的努力白费了”，孤立无援的清早，她一下子就崩溃了，体温持续升高的时候，她更慌了。

她想去医院，但在医院工作的家人劝她不要去，医院并不一定安全。她和丈夫开始联系认识的医生，想从专业的人那里找到一个准确可行的办法：退烧；
对宝宝没有副作用。

最后是之前偶然手寫在产检单上的医生电话，给了她“定心丸”，对方既缓解了她的生理症状，也让她的情绪镇定下来，安慰她“没关系，宝宝没事的”。退烧后，她恢复了精神，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感受着腹中胎动，和爸妈视频通话。

感染的焦虑仍然持续，放开后，两边的双亲也减少出门，怕自己感染了，给儿女添麻烦。她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很可能照顾不过来，一大家子都盼着，感染新冠的经历，一次就够了。

不只是阳性脆弱人群本身，就连照料他们的老伴儿孙，也要默默承受心理压力。

照顾农村老人，更是如此，除了抵抗病毒本身，农村老人基础病多、防护意识不强、缺乏病识感和处理经验，还有家族成员间的观念差异，都是棘手的问题。

一位专门赶回河北农村照料阳性老人的青年教师雪菲告诉我，即便村里有阳性病例，村子里仍有老人不戴口罩走动。家中爷爷的抗原第一次显出两道杠时，他不相信自己真的感染了新冠，觉得只是普通感冒，又重复测了一次抗原，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在家族群里感慨：没想到新冠传染得这么快，真的落到自己头上。

最忐忑的其实是雪菲，回到老家，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院子喷酒精消杀，也提前让爷爷奶奶分房住，错峰活动，她在后头随时消杀。家中长辈觉得她反应过激，但雪菲还是想着“能隔开就隔开”，主动揽下这份责任，她担心71岁的爷爷，也害怕体质更弱、有基础病的奶奶被感染。

奶奶也有些慌，觉得自己也有了症状，可能阳了，慌着问她“感染新冠对身体有没有特别大的损伤”。雪菲也说不准，只知道高龄老人是高危人群，小心为上—让家人以身犯险和受苦，我们的内心是最敏感脆弱的。

奶奶疑病的瞬间，她心里一惊，想着如果同时照料两个感染的老人，自己可能真的招架不住，直到奶奶的抗原呈阴性，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意识到这可能是心理作用。到了第10天，爷爷觉着身子清爽了，抗原恢复阴性，他很是兴奋。

回过头来，雪菲觉得“最难的还是在心理上”。

他们扛住了第一波冲击，风险并没有解除，在偌大的村子里，他们是否仍有余力，抵抗后续的冲击，这仍是让一家人焦虑的问题，而村子里的抗原已经买不到了。

过去3年，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对新冠的经验认知，即便新近一些医疗建议、科学结论努力破除我们对它的恐惧，但认知转向，并不像潮汐一样能在顷刻间改变它的流向，它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着过时的认知一点点松动。

代际之间沟通，这种心态更加微妙，言语尺度的把握像穿绣花针，说得严重了，可能引起恐慌，说得轻巧了，可能不重视，说得辩证些，反倒失了立场，徒增模糊和混乱。在向老人建议接种疫苗的时候，最窘迫的瞬间莫过于，父母反问一句，那你为什么不打？这种进退失据、不知所措的感觉，仍将持续。

是遵从“老人孕妇不宜生病”，还是“新冠病毒传染性强、致病性减弱”，我们始终要在“经验判断”和“科学结论”这两股声音里，为家人和自己寻找个性化指南，一边焦虑一边谨慎，最终寄希望于难以捉摸的自身抵抗力。

你是否发现，直面新冠，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觉得自己阳了、病了，并且突然之间，我们急着抢药，按图索骥去找名字生僻到根本记不住的药。

医学上有个术语叫“病识感”，它说的是患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病了。它可以分成四种状态：一是知道自己生病，也愿意配合就医，这是最完整的病识感；
二是知道自己生病，但觉得不需要就医；
三是知道自己有点不太对劲，但归咎于太累或其他原因，不认为是生病，没必要就医；
四是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这是病识感缺失最多的状态。

我们对新冠的认知和心态差异，其实可以从这四种状态里找到对应，但总体上，时刻担心自己“阳了”，紧接着开始抢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集体病识感最强烈的时候。

无论是之前的日常核酸检测，还是如今的抗原检测，“阴性”和“阳性”的持续区分，以及转运和隔离，都是推高病识感的有力工具。

个体病识感高的确可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眼下，这也显露出新的矛盾。当新冠病毒致病性减弱的时候，集体病识感高是否仍然利大于弊？因为这关联着后续对“会不会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的担忧。

对个体来说，更微妙的是易感、脆弱人群之外的普通人，有时也突然恍惚起来，竟不知道怎么治病，也忘了发烧、嗓子疼、味觉减退并不是新冠病毒独有的症状。我们抢购的也并不是3000元一盒的新冠特效药，而是几十元一盒的家庭常用药，况且自身免疫系统仍然起着防线和自愈作用。

这种恍惚也不是突然形成的，3年来，对平民百姓来说，我们并没有看清新冠病毒的真面目。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极少公开、具体地谈论“阳”，这在公众认知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以至于在面对第一波冲击的时候，很多人着急忙慌，不知所措，这也是社交媒体上，分享新冠感染体验的内容备受关注的原因。

在我们身边，很多人依靠经验在生存，专家的建议和研判离他们很有距离。平民百姓的生活经验是神农尝百草，要自己检验过才真正知道酸甜苦辣、是骡子是马。“阳过”的个体经验有更具体的参考价值，围观者也能从中获得面对它的勇气和康复的信心。

雪菲告诉我，她之所以争取到爷爷的配合，唤起他的病识感，短视频帮了她不小的忙，就连怎么做抗原，在她录视频示范之前，爷爷就刷小视频自己学会了。

可以确定的是，祛魅已经开始，当我们公开谈论“阳”，新冠病毒将显露它最真实的面目。在第一波冲击中，我们也将逐渐明了如何应对它，并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经验。

病识感很微妙，它不会一成不变。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是一个立体的景观，病识感会在“阳过”“阳康”“阳没”的段子里短暂消失，通过身体的症状显现，在生活中归于平淡，在集体康复中隐入尘烟，最终塑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此时此刻，还想分享这样两段有趣的新冠记忆：

一段来自在纽约工作的朋友，前些天，她接到办公室的节前圣诞午餐邀请，而去年同样的圣诞午餐，最终因为一半的同事集体得了新冠，被迫取消—那时纽约刚刚恢复线下活动，大家可以回公司上班。

谈笑间，这位朋友不识趣地问：“万一今年圣诞晚餐，大家又得新冠了怎么办？”同事回她：“Don’t jinx it.（乌鸦嘴，别搞砸了。）”大家纷纷开始敲桌子，他们有个迷信，如果有人说错话了，马上敲木头三下，这可以带来好运。

另一段记忆来自武汉，一位叫安瑜的朋友收集了200多张“核酸通行卡”，那是疫情期间，她出入小区的凭证。它们像邮票一样好看，按周分出7种颜色，上面印着武汉的诸多地标建筑，还有她和家人做核酸的具体日期。安瑜记得，有个星期，卡片刚好差了一天。5岁的儿子，每次都想拿混检核酸管当“管长”，这一次，他拿来水彩笔，兴致勃勃地给妈妈亲手画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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