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攻心战：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中的歌咏活动

王 今

内容提要：在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的对敌宣传中，歌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直接传递思想和理念的透明介质，而是精心设计的一种声音技术。借用了日本传统民谣和昭和时期流行歌的曲调，根据战地的实际改编成了反战歌谣，这不仅是跨地域和文化的歌曲流动，也是现代都市媒介体系生产的歌曲在战地的重构。在具体的演唱实践中，不仅通过渲染思乡厌战的情绪，瓦解了日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创造了一种新的积极的感伤主义，为他们指明了新的出路，还对日军战俘进行了教育和改造，使他们转变为了反战同盟的战士。

在抗日战争时期众多的文艺中，歌咏是“最勇猛前进的”，“普遍于全体民众，像血液周流于全身一样”，其战斗性尤为受重视：“在这全面抗战的时候，越是斗争到最紧张的时候，更需要战斗的歌曲的激励”，“越是在斗争中越会产生伟大的歌曲，越是喜欢歌咏的民族，越是懂得斗争”。1周钢鸣：《战时后方歌咏》，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3～4、14页。歌咏不仅是一种有力的战术：“在作战的时候，可以用歌咏来组织愤怒的感情，鼓励士气，同时消沉敌人军心和作战的热情”2周钢鸣：《战时后方歌咏》，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3～4、14页。，还能够“以健强的，活泼的步伐，走入了广大的进步的群众中，参加了他们底生活”，“成为大众解放自己的武器”。3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光明》1936年第1卷第5期。

前人关于抗战歌咏的研究，往往更为关注面向我方民众和军队的歌咏运动，关注其组织和动员方面的效用，而较少涉及对敌宣传中的歌咏活动。研究者吕元明在讨论在华日本反战文学时，介绍了一些流行在八路军根据地的反战歌谣，将它们视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并指出其中蕴含着“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充满了革命的热情”。1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2～88页。然而，他仍是将这些歌谣当作文本来分析，抽离了它们具体演唱的场景，忽略了它们的声音特质。

若要理解歌咏在对敌宣传中独特的作用，则需将其放置回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曲调和歌词的来源及原有的脉络谱系，在改编成反战歌谣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跨文化和跨地域的流动，舶来的昭和歌谣曲如何服务于抗战的对敌宣传，生产于现代都市媒介体系的流行歌流动到战地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演变，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新意义？而在具身的现场歌咏活动中，宣传的理念又是如何被转变为声音的实践，运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如何触动身体感官，从而引起情感的共鸣，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在这些歌咏活动中，主体的身份又经历了怎么样的转变？

对敌宣传向来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鼓动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在抗日战争中，它也被视为军事斗争之外另一条重要的战线。相较宣传的内容，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思想和理念如何落到实处，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和实践发挥效用？歌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深受敌占区与游击区的民众喜爱，在鼓动、组织和教育民众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还是瓦解和改造敌伪军时极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和文艺形式。

1937年，在《战时后方歌咏》一书中，周钢鸣提出“可以编制恻动敌军反对侵略战争的歌曲”，“组织日语的反战歌唱队。到前方的战壕中去歌唱，或用无线电广播，把这反对日本军团侵略的反战歌声，传到敌军的士兵耳里去，以唤起他们思乡的情绪，使他们记起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在故乡，在日本封建军阀地主层层剥削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失掉丈夫或失掉儿子的惨苦生活，恻动他们回乡的思想，激发他憎恨日本封建军阀地主的反抗思想。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歌咏作战的战术实际应用起来，以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和唤起日本大众争取社会解放的决心”。1周钢鸣：《战时后方歌咏》，第35～36页。

进入相持阶段后，这条战线越发受到重视。为了应对日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强化治安”策略，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布《关于展开全华北全面对敌政治攻势的指令》，将工作重心定为三个方面：（一）强化对敌伪军伪组织敌占区民众之宣传工作；
（二）反对敌寇的强化治安运动，揭露治安运动为日寇奴役与掠夺华北人民的本质；
（三）加紧瓦解敌军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182页。许多抗日文艺团体迅速动员，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朝鲜义勇队联合，分为若干小队，深入游击区、敌占区，以戏剧歌咏等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及争取瓦解工作。在实际的行动中，文艺队伍的处境颇为艰难：他们很难召集群众公开地演出，也无法长期地隐蔽在这些地区开展工作，只能迅速地进行宣传，本身的行动也需要高度的战斗化，还常常要跨越封锁沟墙，潜入敌人据点附近甚至是炮楼底下进行突击演出，文艺形式也需要根据实际条件来变革。在墙上书写标语、画漫画等视觉艺术虽然效果不错，但也容易遭到破坏：“日军当官儿的一旦发现就叫士兵给涂抹掉，如果在老乡家的墙上写标语，日军就连人家房子都烧掉……”3［日］野坂参三：《为和平而战》，殷占堂译，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10页。

声音的优势得以凸显，凭借其特有的延展性与流动性，一方面，文艺工作者躲在隐蔽处，抗战歌声却能够突破物理层面的军事屏障，“传到炮楼上敌伪军的耳朵里，也让他们得到‘欣赏’的机会”4沙可夫：《晋察冀新文艺运动发展的道路》，《解放日报》1944年7月24日。张非：《在敌人炮楼底下的演出——1942年秋对敌政治攻势的回忆》亦有类似叙述，晋察冀文艺研究组编：《文艺战士话当年》第12卷，第158页。，全方位占领敌方的听觉空间；
另一方面，歌咏所需人力物力不多，便于转移，面对敌军空前残酷的扫荡，仍可以利用空隙开展工作：“在唐县的四区、三区的一些村子，多次在敌人刚走一二天小学就照常上课，有些同志就抓紧机会教了两个歌子，以后敌人虽然常是二三天来一次，但只要学校能上课，教歌工作就可进行……曾有一个同志在九月初旬敌人‘扫荡’的第一个阶段中有时就一天教二三次歌子。”1巍峙：《反扫荡当中能不能坚持歌咏工作》，《晋察冀日报》1941年11月30日。他们还自刻蜡板，将反战歌曲油印或石印成传单，散给日军。2何庆宇：《一九四二年冬战地日记数则》，《战线在敌人后方》，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因此，在战时特殊的环境及物质条件的限制之下，音乐成为政治攻势中重要的艺术形式：“所有专业或业余的剧社、宣传队等进行各种方式的演出时，都有大量的音乐节目，连戏剧也有很多是用歌剧形式来表现的。”在谈论晋察冀边区的音乐工作时，周巍峙也曾提到当地民众对于音乐的热爱：“抗敌剧社同志到敌占区的游击区去工作时，音乐节目常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独唱或对唱曾使听的人目瞪口呆，凝神细听，一个最熟的小调配上几十段词，听的人也不嫌单调，不觉讨厌……我真想象不到这些同胞当听到几十个人合唱队或上千人的群众或战士们一起唱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3周巍峙：《开展敌占区、游击区的音乐工作》，1942年写于晋察冀边区平山县，《年方九十 周巍峙文集》第 1 卷，第110页。

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后，敌军早日“凯旋”的美梦被粉碎了，“敌军厌战思乡，自杀的日益增加”，我军缴获的敌军日记和家书中，亦到处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比如，一位叫作天野谆助的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了一首反战的诗：“饭后散步到了一个药铺，走了进去，看见在荒废的室里有一只鹦鹉，在笼里跳动着。于是把它捉回宿舍。鹦鹉啊！到昨天还是爱宠着你的主人是死了吗？任大风来摧残你的主人的家宅，现在寂然无声，只有你什么也不知道地跳动着。但是一会儿后，你也许要感到饿吧，战争不但使人类痛苦，并且使你也为‘生者的痛苦’而痛苦，鹦鹉啊！你不知昨天的战争吧！好！你希望我来饲养你吧！”4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穷社1940年版，第119～120页。这首诗借痛惜鹦鹉的命运，哀叹的是战争中所有生命痛苦的境遇。这些诗歌呈现的是敌军士兵共通的情感结构，最易煽动他们思乡厌战的情绪。因此，对敌宣传所使用的歌曲，常常由这些厌战诗歌配曲而成，《敌军反战歌》的歌词便是来自敌国防空通讯班班长山田三郎的遗诗，据配曲者光明叙述，山田“因目睹战争的悲惨，乃发出反战的讴歌”，也因此被敌人处死。1［日］山田三郎遗诗，光明配曲：《敌军反战歌》，朱绛编：《抗战歌声 第3集》，会文图文社1939年版，第114～115页。在对敌宣传中，传唱最广的要数吉田太郎的《思乡曲》：

在故乡，那破漏的茅屋里，

等候着，毫无希望的春天，

妻和女，是如何的寂寞呀！

回想起，前年离开家门时，

妻子的，给我那个保命符，

真可怜，她为我祈祷的心！

这封信，是我爱妻写的呀，

月光下，看着不觉泪直流，

我的心，飞到难忘的故乡！

你走后，小孩每天叫他爸，

春天哟，虽然又回到人间，

但是呀，母子们的春天呢？2［日］吉田太郎：《思乡曲》，蔡前：《敌军工作讲话》，《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1期。

这首诗使用了日军士兵与他妻子的交叉视角，时空多重穿梭，回环多变。首节从士兵的视角出发，想象着故乡的妻女寂寞无望地等待，春天隐含了两重寓意：一是作为时间的春天，另一则是象征士兵的归家，春天本应是象征着温暖和希望的意象，在此处被描述成“毫无希望”，时间意义的春天，哪怕等候来了，于妻女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士兵归家的春天，则更是遥遥无期，看不到希望，两重对照之下，更添悲情；
第二节则由茅屋投射回了前年的家门，忆起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祈祷、等候和思念，自那一刻已经开始；
第三节又拉回了现在，“我”在月下阅读妻子的信，泪流不止，身虽仍在异国他乡，心却早已回到故乡；
末节则变为妻子的口吻，倾诉着士兵离开后，孩子日日呼唤思念，士兵首节中的想象和担忧成了现实。首尾相应，互为虚实，建构了一种异地的共时感，士兵与妻女跨越时空形成了对话。两重春天再次叠合，首节中妻女仍在等候着的春天已经来了，时间向前推进了，可另一重春天，却不知在哪里？妻女凄凉的境遇与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节又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将情绪推向了顶点。

吉田太郎本是被俘虏的日军士兵，经过改造教育之后成为反战同盟的成员，深知日军普通士兵的心境。独特灵动的时空结构，使得这首歌格外动人。1941年，八路军战士杨国宇曾在日记中记录了在对敌宣传唱此歌的情形及强大的效力：“歌词反映了日军内部日渐增长的思乡厌战情绪，采用的又是日本民歌调，所以唱起来深沉婉转，且有几分凄怆，催人泪下。

每到天黑，我们就派出小部队掩护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到日军据点外边，唱这些日语的歌。于是，深沉凄切的歌声随着习习的夜风飘进了敌据点里……听作敌工的同志讲，有时，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唱歌的时候，据点里静悄悄的，敌人的士兵都在侧耳倾听，待惊醒了他们的军官，才被迫开枪开炮；
有时，情况正相反，歌声刚起时，敌人还一个劲儿地朝四野里射击，但后来就越来越稀了，最后干脆不打了，只听那歌声此起彼伏，凄凄惨惨。显然，据点里的敌人听出了这是自己同胞唱的歌，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1杨国宇：《放下武器就是兄弟（战地日记选）》，刘备耕编：《我们在太行山上》，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3页。一位叫作山下的反战同盟成员也曾记录：在1942年对河北省南宫县一带的日军进行的“喊话”活动中，他演唱了这首歌，或许是联想到自身的经历，格外激动，一边唱一边流泪。本来僵持的“喊话”活动，也因为这首歌打开了局面，敌军士兵开始对歌。2山下与吉田太郎一样，亦曾是日军士兵，后成为反战同盟成员。［日］野坂参三：《为和平而战》，殷占堂译，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0页。据敌工特派员吕鹏翱回忆：一位日本俘虏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流毒很深，不回答他的询问，甚至绝食了两天。而当吕鹏翱在门外唱起了吉田太郎的这首《思故乡》时，日本俘虏哭了起来，哽咽着说：“这支歌曲和我的情况一样，前几天我收到妻子的来信，就是在月光底下拆开看着哭的。”接着，他不仅开始吃饭，还回答了询问，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1吕鹏翱：《一个敌工特派员的自述》，当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阳市脚东乡人民政府合编《当阳文史 第14辑 革命老区脚东》，当阳市金融印刷厂1994年版，第94～95页。

这些对敌宣传的歌曲大多是“利用旧的形式而给予新的内容”2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第119～120页。。一部分歌曲直接借用了日本各地著名民谣的曲调：《我们不需要战争》（戰争ハィャ々ョ）使用的是小原调，这首民谣常常是在鹿儿岛传统节日小原祭时演唱，《我们的去路》（支那軍ノ許へ）3日文版见梦回《对敌工作》，民族革命出版社1939年版，第50～54页；
中文版见《日本友人的诗歌（续完）》，《群众》1938年第24期。用的则是流行于群马县的草津节，原曲歌唱的是草津著名的温泉及美丽的田野。这些家乡的谣曲旋律固然为日军士兵所熟悉，容易勾起他们对于家乡美好风光的思念之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旧形式”并不局限于这些日本传统的民间小调，而更多指向的是昭和年间流行的歌谣曲。这些歌谣曲虽一定程度上仍保留着日本本土音乐的特性，但已经是在西洋音乐影响之下，现代跨国流行音乐工业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不少外资唱片公司进入日本市场，引入了新的录音技术，将歌曲编成唱片后，同时又通过留声机、广播、电影等现代媒介网络进行播送。这种体系下生产和传播的歌曲，旋律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和传唱，为一般日本民众熟悉和喜爱。比如，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经常演唱的《思乡曲》（又名山间的灯）4歌词与曲谱参见高乐尚《我与反战同盟第五支部》，湖北省印刷技术协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湖北省金融学会和新四军湖北研究会印刷印钞组编：《无声的武器 鄂豫边区印刷印钞回忆录选 （二）》1988年版，第74～75页。，笔者据曲谱考证，应是昭和时期著名歌手东海林太郎的《谷間のともしび》，原曲则来自美国乡村民谣《When It"s Lamp Lighting Time in the Valley》。原歌讲述的是一个罪犯思念故乡母亲的故事，富有叙事性，三节逐步揭开的是主人公无法归家的原因，及最终只能与母亲天堂相会的结局。而在东海林太郎翻唱的日语版本中，叙事的情节皆被抽去，保留的是故乡，山间的灯火及母亲的意象，凸显的是游子与母亲之间相互的牵挂与思念，节奏也较原版更为缓慢，更具有抒情性。东海林太郎的版本一经推出，不仅在日本很受欢迎，还在1937年就曾被翻译成了中文。5［日］林太郎：《谷间灯火歌》，光芒译，《牢骚月刊》1937年第2卷第1期。东海林太郎的其他歌谣曲也被反战同盟改编成了反战歌：《士兵之歌》（兵士の歌）1日文传单参见许金生《无声的炸弹 传单上的抗日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5页。的原曲是他的代表作《国境之町》（国境の町），《战争是惨苦的》2日文版见梦回《对敌工作》，第50～54页；
中文版见《日本友人的诗歌》，《群众》1938年第22期。使用了《旅笠道中》的曲调。东海林太郎是宝丽多（Polydor）唱片公司的王牌歌手，他的歌曲常常以流落异乡的浪子（股旅）为主角，描述他们四处飘荡、浪迹天涯的生活，配合着抒情性强，如泣如诉的曲调，抒发着羁旅之苦，漂泊不定之感及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这些情感恰与来到陌生的异国的日本士兵相近，“更能够给他们以怀想的情调”3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第119～120页。。

这些歌唱活动很受日军士兵欢迎，据反战同盟成员小林清记载：“一九四三年五月，山西武乡县某个碉堡，说‘反战同盟的慰问团来了！’碉堡里的士兵非常高兴，当然没有开枪。太行支部的同志们唱了流行歌曲，碉堡里的士兵也唱了歌，对反战同盟太行支部的同志说：
‘无聊的很，请常来玩。’”4［日］小林清：《在华日人反战组织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而这些家乡流行曲，总能诱发日本士兵强烈的思乡、念亲情绪，在瓦解敌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鄂中地委敌伪工作部的黄民伟回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战支部在抗日武装地掩护下甚至进抵到碉堡之下唱《思乡曲》，在哀婉的歌声中，有时可以听到从碉堡内传出日本士兵的哭声”5黄民伟口述，薛屏执笔：《我所知道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 1995年第1辑 总第46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史料专辑》，第200页。。李公仆也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中记载：“曾有几个俘虏说，当他们夜间在战场听到那充满家乡风味凄凉悲惨的歌声的时候，便想起了沉沦在痛苦的深渊里的海外的家，失掉了所有的战斗能力。”6李公仆：《华北敌后——晋察冀》，山西太行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第50页。

这些思乡厌战歌曲的演唱，往往还会与特定的节日相配合，比如在樱花节演唱日本传统民谣《樱花》。樱花在日本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万叶集》中已有许多咏叹樱花的和歌，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各地民众都会与家人齐聚赏樱，共度佳节。合唱民谣《樱花》亦是樱花节的习俗，晚清诗人黄遵宪曾有诗来形容日人共赏樱花的盛况：“倾城看花奈花何，人人同唱樱花歌。”7黄遵宪：《樱花歌》，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94页。正是意识到樱花特殊的寓意，每逢樱花节，宣传队及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皆会“用树枝糊上粉红色的纸樱花，作成一株株美丽的樱花树”1齐效友、翟民：《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昌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潍坊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潍坊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版，第349页。，带到日军碉堡前提前布置，对炮楼上的日军唱《樱花》歌，并散发印有《樱花》歌的传单及慰问袋。《樱花》这样具有节庆仪式意义歌曲的演唱，建构了一个流动的声景（soundscape），唤起的不仅是日军士兵对故乡风物的思念，还有与家人团聚赏花的传统节庆生活的向往，从而激起他们厌战的情绪。这也在战地这样特殊的环境之中，短暂地建构了一个节庆的空间，使得战时的等级秩序、不同阵营的身份和敌对的关系等皆暂时失效甚至反转。据凌子风、周巍峙与李建庆回忆，1942年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成员对日军炮楼喊话，唱了樱花歌并提议共度樱花节，“一曲赢得日本朋友夸赞唱得蛮有东瀛风韵的《樱花歌》，使‘节日’气氛顿时轻松、欢快”2凌子风、周巍峙、李建庆：《西战团在对敌政治攻势中》，李建庆：《跬步记 李建庆文集》，刘庆编，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页。，“炮楼上的日军不仅热烈鼓掌叫好，并且也吹奏一曲回敬”3周巍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概述》，魏海生、高永中主编：《口述抗战》第3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版，第1141页。。

诱发敌军士兵悲观厌战的情绪，是战争中惯常的做法，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对敌政治攻势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步。在《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一文中，蔡前指出：“煽动敌军士兵的厌战、怠战、疲战情绪，本是历来对敌军宣传方针之一，在目前阶段应使他更具体化和深刻化”，在他看来，“所有这些对侵略战争不稳定的、消极的情绪，反正对于人类，对于日本人民都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可以进行转换，对敌宣传的文艺也并不是停留在旧的感伤主义，而是前进了一步，“因这里不单单是感伤，不单单是悲观，也不单单是消极，且也指出了积极方面，即指出了出路”。他将这种“含着焕然的积极的成分”的新的感伤主义称为“反战文艺的一把新的旗帜”，“这一把旗帜将向着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飘摇起来，号召他们怠战疲战，号召他们思乡念妻，号召他们回国去”1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第119～120、119～120页。。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对敌歌咏活动也不只停留在瓦解敌军的士气和斗志上，还要更进一步地在旧的感伤主义之上为敌军引领新的出路。

在讨论这样的理念具体如何在创作中运用时，蔡前专门举了一首觉悟过来的日本弟兄所作的歌《回国去吧》作为例子：马在嘶叫，路遥遥，夜又快来临了。今夜露营仍是草作褥！倾听秋虫悲哀地鸣叫！／离开故乡，越过了海和山，来到这遥远的陌生异地，星夜寒侵身，忘不了爱妻！／今天的战斗才停止，在这安静的片刻，当看到故乡的来雁时，独自地泪如泉涌！／晴朗的天空，阴霾的心房，谁愿化为无定河边骨，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回国去吧！2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第119～120、119～120页。这首歌的前半段借助了嘶叫的马、悲鸣的秋虫、星夜等意象，营造了愁惨的氛围，将日本士兵凄苦的生活及羁旅思乡的哀伤皆集中到了一个寒冷的星夜，已是秋天，却仍只能露营，以草作褥，身体的寒冷使他越发思念故乡与妻子。第三节，当看到故乡的来雁时，所有的忧愁悲伤皆在这一刻被彻底激发。末节，则在这情绪到达高潮之际，笔锋一转，运用了《陇西行》的典故，警醒敌军士兵，若继续参战，只会成为无名的尸骨，可怜故乡的妻子仍日思夜梦。正确的出路则应是停止这场无意义的战争，早日回国。这首歌被配上昭和初年流行歌《東京行進曲》的旋律，原歌曲调忧伤，倾诉的是在飞速变化、贫富差距加剧的摩登都市之中的迷失与苦痛，末节也是在召唤一起逃离。在具体的对敌宣传的演唱中，“无定河边骨”一句有时被改为了更直白的“谁愿死在侵略战争中”3斐琴：《两个日本青年朋友》，《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3月20日。，一方面可能是考虑到了日本士兵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更清晰地指明了战争的性质。

称呼日本士兵为弟兄，是反战歌与对敌宣传中惯用的口吻。最著名的当属贺绿汀谱曲的《日本的兄弟哟》（日本の兄弟ょ，又名《告日本兄弟》）4贺绿汀曲：《日本的兄弟哟》，参见陈原、余荻、黄迪文、余虹似编著《二期抗战新歌初集》，新知书店1939年版，第116～117页。，歌词是他根据八路军总部的一份对日军阵地散发的日文宣传品内容编写的，带有战术性，“在西战场极为风行，用中日两种文字”5江定仙、一心：《乐曲及歌曲说明》，《贵州晨报》1939年1月30日。。此歌将敌军士兵称为“日本的兄弟”及“同一种的朋友”，呼吁“勿以血相见”，我们共同的最可恨的敌人是“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地主和军阀哟”，因此，“我们要一齐来努力团结去斗争，为了无榨取的自由的国家”。这不仅是拉近距离的战时宣传手段，还与中国共产党对于日本普通士兵的认知有关。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解放，还有更为广阔的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及大众的社会解放。在这个意义上，战争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法西斯军阀，日军普通的士兵来自劳动人民，也受到了剥削和压迫，属于可被争取、改造和团结的对象。1937年，周钢鸣在谈论编制敌军反战歌时已指出：“大多数日本工农大众是被迫征调到中国来作战的，所以他们极不愿意。故在敌军中已发现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反战宣传，所以我们要用反对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牺牲日本工农大众替军阀当炮灰的思想，来恻动敌军的军心，使他们调转□头去对付侵略的封建军阀地主，争取日本工农大众自身的社会解放胜利。”1周钢鸣：《战时后方歌咏》，第35～36页。蔡前在讨论对敌宣传工作时也提出着眼点应落在：“揭破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政治欺骗，解释我国抗战是为民族国家的独立生存的正义战争，号召日本广大的人民，特别是日本士兵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2蔡前：《敌军的厌战反战情绪与目前对敌军的宣传工作》，《在相持阶段上》，第119～120页。

因此，对敌宣传中的喊话和唱歌，不仅是动摇军心的战时策略，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教育意义。这些活动常被称为“上课”：“对日军以上大课的方式，不一定光讲大道理，应运用唱歌，唱戏，唱思乡曲等。更多方式来进行宣传。”3冀鲁豫边区党委：《敌占区与接敌区工作方针与政策》，1942年5月出版，第62页。对敌宣传中唱的这些反战歌，不仅鼓动日军士兵停战回国，还需要进一步帮助他们认清战争的侵略本质及真正的敌人。吉田太郎在《朋友》4［日］吉田太郎：《日本士兵的歌声（一）朋友》，《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创刊号。中，从“我”个人的痛苦联想到了数十万与“我”境遇相似的漂流异国、不知明天生死的朋友，又进一步哀叹那些已经死去的战友，将个人思乡的悲哀情绪上升为群体性共通的情感和命运。而造成他们与日本国内民众苦痛生活的，正是“破坏和平的侵略”。羁旅之苦和漂泊不定在东海林太郎的股旅歌中本是浪子的宿命，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曾指出：“日本的大众娱乐，特别是流行歌、浪曲，充满‘命运’、‘宿命’或者‘定数’的词句”，使得“命运主义根深蒂固地植入大众的心里”，“不只前线的士兵，市民中也有许多人，把战争看作一种宿命”。1［日］南博：《日本人的心理》，刘延州译，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7页。在反战歌的改编中，这种宿命论被解构了，苦痛不再是天注定，而是有了明确的源头。在《战争是惨苦的》中，矛头清晰地指向了财阀军阀，战争的苦痛是他们造成的，最终受益者也是他们，而“我们劳动者”只会白白受苦，一旦战死，甚至会累及亲人无法糊口。主人公也不再只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地号召弟兄们“打倒财阀军阀”，“回国去吧！停止了战争，回到了双亲与子女的面前”。宫本信雄的《起来斗争吧》2［日］宫本信雄：《日本士兵的歌声（二）起来斗争吧！》，《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创刊号。则更为直接地控诉日本法西斯军阀“以爱国的美名来征兵，进行破坏和平的战争”，又进一步指明了战争的受害方和真正的获益者：“赌了无数同胞的生命，饱了军阀财阀的私腹。”他号召同胞们觉醒：“把我们的敌人——军阀铲除！”“起来斗争罢，为了劳苦大众！”最后又与开头呼应，重构了爱国的概念：“铲除欺骗和榨取罢，站到自由和平旗帜下，团结一致的活跃吧，这才是真正的为了国家！”《到八路军去》则更为直接地指明了另一条出路：“去呀！去呀！向着八路军，大家手拉着手地走着，打倒日本的军阀和法西斯蒂，建设我们自由平等的国家！”3日文版见梦回《对敌工作》，第50～54页；
中文版见《日本友人的诗歌（续完）》，《群众》1938年第24期。原曲《酋长的女儿》（酋長の娘），词曲皆由歌手石田一松所作，1930年（昭和5年）录制完成后，曲调欢快，富有节奏感。这些歌曲在火线上演唱，曾“给日军很大的影响”。一二〇师在上下细沃的战斗中，将敌人围困在山间，在周围山巅唱起了反战歌曲。第二天，俘虏多田讲道：“昨夜听到了歌声，吃了一惊，没想到会有这样一枝军队，能在火线上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一定的主义，这样沉着地斗争。”4文化教育研究会编：《敌我在宣传战线上》，文化教育研究会1941年版，第236～237页。据杨国宇回忆：“甚至曾经有两个不愿为军国主义卖命的士兵，听了这样的歌子，跑过来主动投诚。”5杨国宇：《放下武器就是兄弟（战地日记选）》，刘备耕编：《我们在太行山上》，第132～133页。

多种多样的政治攻势及宣传活动，在敌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了解到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后，“为了逃避在日本军部内肉体上和精神上受罪，主动投降八路军的人数在逐渐增多”1［日］大山光义：《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张惠才、韩凤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1940 年主动投降者仅占八路军内日本人总数的百分之七，但到了1942年， 主动投降者就增加到百分之十八，1943年又有所增加，达到百分之四十八”2［日］森健：《延安成立反战同盟和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张惠才、韩凤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第82、84页。。对待这些日军，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是：“放下武器，不再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日本劳动人民给予优待，为使他们认识错误，还要伸出援助之手。为唤起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民的阶级觉悟，要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3［日］梅田照文：《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张惠才、韩凤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第100页。1940年，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进行战俘的教育，目的是“造就从事反战活动的活动家和培养战后日本的建设者”4［日］森健：《延安成立反战同盟和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张惠才、韩凤琴译，《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第82、84页。，之后还将成功经验陆续推广到了其他根据地，并成立了支部。

歌咏活动不仅在战场上有效地瓦解了敌军，还在战俘的感化、教育和改造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专门安排了合唱国际歌的环节：“当歌咏指挥者站在台上时，所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都肃然站立起来，以洪亮的声音歌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在座的日本朋友，都噙着激动的眼泪了。”5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3卷第6期。正是这种具身的共同歌唱的体验，将国际主义的理念转化为了声音的实践，激发了情感层面的共鸣，促使日本学员转变了身份认同：大学生泷泽写道：“我经常听到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舞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掌声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受过这样大的激动。来到八路军之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作俘虏看待过，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象恶魔似地盘据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使我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到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6王向立：《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3卷第6期。

除了反战同盟教唱的厌战反战歌曲之外，日军战俘也逐渐参与根据地人民日常的歌咏活动之中，深深为抗战歌曲所打动。据水野靖夫回忆：在与长清县抗日妇女会的姑娘们一起唱歌的日子，最难以忘怀的是她们喜欢唱的那首“九一八”（满洲事变）歌（《松花江上》），“她们那哀婉悲痛的音调，既倾吐了中国民众所受涂炭之苦，也引起了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洒下了同情热泪”1［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页。。《松花江上》的曲调改编自“北方‘娘们’在坟头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2柯仲平：《追悼人民艺术家张寒晖同志》，《解放日报》1946年3月24日。，悲愤地哭诉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流亡之苦及对故乡深切的思念。这种哀号式的哭腔具有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感染力，唤起的是人类共通的离乡之悲与丧亲之痛，还从中国普通民众的视角揭穿了日本军方关于“满洲事变”的谎言，其效果远胜于一般的思想教育：“同我们年龄相仿的姑娘们对我们说出的话，即使是同样的内容，其效果也要大于出自杨将军和王先生等干部之言。她们在歌词中对日军的肆虐凶残和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控诉，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比以往所听到的任何人的讲话，都给予了我们以温暖；
都扣住了我们的心弦。”3［日］水野靖夫：《反战士兵手记》，巩长金译，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83～84页。在学唱抗战歌曲的过程中，“日俘懂得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知道日本士兵和人民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也能觉醒过来，从而改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唐诃提到曾有一个日军战俘，开始很顽固，“想以死报效天皇”，后在反战同盟的教育下逐渐转变了态度，甚至还学唱了《大刀进行曲》，当懂得了歌词大意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笑容，只因为“这时他已懂得，歌中唱的‘鬼子’不是自己，而是日本军阀。此后，这一类有觉悟的日俘都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并勇敢地深人敌区去做瓦解敌军的工作，而且颇有成效”4唐诃：《“日本鬼子”也唱〈大刀进行曲〉》，《唐诃散文集 一位音乐家的足迹》，黄河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111页。。伊藤进便是其中一位被感化后参与了反战同盟的日军士兵。在鄂北会战中，他参与了慰劳团，表现最为活跃，最喜欢《八百壮士》歌，还用歌谱改编了一首反战歌，“跑到我们的战壕里唱给日本守兵听”，号召日本同胞们为着正义与和平，打倒人类与和平的公敌日本军阀。5梁纯夫：《鄂北会战》，前线出版社1939年版，第4～6页。

对于这些反战同盟的战士来说，目标不仅是要反对这场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还要号召日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的平等的国家。1939年，在晋东南某地举行的“一二八”七周年纪念大会上，冈田毅、小林武夫和杉本一夫三人宣誓参加八路军，他们还合唱了一段由日本军歌改编的《新日本建设歌》。首节感叹的是战争的残酷与日军士兵痛苦的境遇：“战友们不断地亡死，昨天接着今天。我们渺茫的命运呵，更有谁来预算。每天每夜，我们都沉沦在痛苦的深渊！”第二、三节则以满洲为例，揭示“王道乐土，不过是专制恶魔的欺人术语”，“虚伪欺骗的和平”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辜的民众们正受着难堪的苦痛”，这场侵略战争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最后呼吁日本战友们起来共同抗争：“为了得到真正的幸福，为了正义和自由社会的实现，打倒法西斯军阀的重责，是落在我们双肩。建设新日本，就在伟大的明天！”1希明：《三位日本弟兄参加我八路军工作 受到了热烈欢迎》，《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3月3日。1942年，刊登在《日军之友》和《晋察冀日报》上的《向明天进军》，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反战同盟盟员的心声：他号召觉醒的反法西斯斗士们要成为“钢一般的战士”，有着“革命的原则”和“铁的纪律”，“拥着反战的旗”，“负着重大的任务”，“前进，锻炼又前进！／为着理想／不断地进军／向快要到来的明天／自由和幸福的明天”，“粉碎岩石，震动大地／一直地向前／光辉的和平爱好者／胜利永远是我们的！”2［日］信田猛：《向明天进军（锻炼行军之一日）》，中国人译，原文载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编《日军之友》第15号，《晋察冀日报》1942年6月24日。这些歌谣一改思乡厌战曲的悲观色调，配上富有节奏感的曲调，积极昂扬向上，只是原本军歌中的拓荒和侵略的野心，转化为了革命的斗志和激情，追求的是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解放。

正是在这些众多歌咏活动的现场记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歌咏在对敌宣传中强大的效用，通过具身的演唱，在战地的环境中短暂地创造了流动的声景，从而生产了脱离战时日常、敌对关系和等级结构都暂时失效的空间，将反战和革命的理念转化为了身体感官层面的体验，触动了情感层面隔阂的破除与认同的产生，而主体也在感官唤醒的过程中转变了身份认同，由侵略者转为反战斗士，还召唤着一种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国际主义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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