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人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孙 倩 周 俊 刘永芳

(1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苏州 215009)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合作惠及他人（包括组织和集体），但常需要合作者让渡一部分自我利益（Rand, 2016）。由于合作同时涉及我与他及得与失两类变量，且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常常发生他人利益与自我利益相冲突的情境，被称为合作困境（van Dijk & De Dreu, 2021）。而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恰恰反映了人们在互动情境中对自我与他人结果的稳定偏好（van Lange,1999），使其成为影响合作的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Fernandes et al., 2022; Hilbig et al., 2014; van Dijk &De Dreu, 2021）。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自我SVO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心理机制，特别是忽视了互动对象也具有特定SVO的事实，故而尚缺乏互动对象SVO如何影响决策者合作行为的双向互动视角。为弥补此不足，本研究引入合作预期及他人SVO，探讨其在自我SVO影响合作行为中所起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SVO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张银玲 等,2020; Balliet et al., 2009; van Lange et al., 2007），主要分为亲社会和亲自我两类。亲社会SVO是指个体偏好集体利益最大化，亲自我SVO则是指个体偏好自我利益最大化（刘长江, 郝芳, 2011; Hu &Mai, 2021）。研究发现，相较于亲自我个体，亲社会个体更愿意帮助弱势群体（戚艳艳 等, 2017），更愿意考虑谈判的公平性并做出妥协和让步（De Dreu & van Lange, 1995），在公共物品博弈等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Fernandes et al., 2022;Pletzer et al., 2018）。这些发现均表明，决策者的亲社会SVO增强了其亲社会性，促使其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那么，为何SVO会影响合作行为呢？关于此问题，目前的研究相对匮乏。目标期望理论（Pletzer et al., 2018; Pruitt & Kimmel, 1977）认为，当人们预期他人合作时，亦会选择合作，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而当预期他人不合作时，则会选择不合作，以避免遭受背叛致使自我利益最小化。该观点得到了大量实证证据的支持（Cigarini et al., 2020; Guilfoos & Kurtz, 2017; Ng & Au, 2016），意味着合作预期对促进合作行为至关重要（Engel et al., 2021）。目标期望理论也指出，利益冲突情境下的合作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决策者自身是否具有合作的目标，二是决策者是否预期互动对象也会合作（Pletzer et al., 2018; Pruitt & Kimmel,1977）。这意味着，合作预期是自我SVO影响合作行为的潜在桥梁。

根据结构假设相似性偏差（structural assumed similarity bias）（Aksoy & Weesie, 2012; Kuhlman et al.,1992），人们倾向于推己及人，预期他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与自己相似：亲社会者通常对他人的亲社会性抱有积极的预期，预期他人会同样做出较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合作行为），而亲自我者则预期他人会同样做出较多的利己行为。与该假设一致，Boone等（2008）发现，当委托人认为受托人会返还自己金钱时，亲社会而非亲自我委托人会选择投资更多的金钱给受托人。类似地，Boone等（2010）指出，对亲社会者而言，合作预期显著正向预测合作行为；
而对亲自我者而言，此种关系不复存在。Pletzer等（2018）的元分析进一步发现，亲社会而非亲自我者对互动对象持有更高的合作预期，而这种高预期进一步促使其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这意味着，亲社会与亲自我决策者因对互动对象持有不同的合作预期而做出不同的合作行为。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纳入合作预期，探讨合作预期是否以及如何中介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假设1：SVO通过改变合作预期而影响合作行为。

合作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取决于决策者自身SVO，还会受到互动对象SVO的影响。新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亲社会被试而言，其与亲社会他人及未知SVO他人的合作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而对亲自我被试而言，其更多地与未知SVO他人合作，更不愿意与亲自我他人合作（Nagatsu et al., 2018）。这表明，他人SVO调节了自我SVO与合作行为的关系。然而，这项研究仅关注他人SVO未知或与决策者一致这两种情况（Nagatsu et al., 2018），尚未关注他人与决策者SVO不一致的情况。鉴于日常生活中不乏亲社会者与亲自我者互动的情境，本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一情境，以期系统揭示不同SVO的被试面对亲社会、亲自我及未知SVO他人时的合作行为及心理机制。

根据启发式理论（heuristics theory）及其相关研究，他人SVO信息（亲社会/亲自我）可作为一种线索，传递对方合作性的有效信息（Balliet et al.,2009; Pletzer et al., 2018; Proudfoot & Lind, 2015;Rand, 2016）。具体而言，亲社会传递出高合作性的信息，亲自我则传递出低合作性的信息（Hu &Mai, 2021; van Lange et al., 2007）。当得知他人为亲社会者时，就会预期他人的合作性较高，面对此种对象，亲社会决策者因关注集体利益而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以实现双赢，而亲自我决策者会因更关注个人利益而倾向于减少合作以搭便车。当得知他人为亲自我者时，就会预期他人的合作性较低，面对此种对象，亲社会决策者为避免被剥削而适当降低自我的合作水平，亲自我决策者则会因知晓自己会被搭便车而“以牙还牙”（即选择不合作）。同时，启发式理论也指出，当不存在可利用的信息时，人们会基于自我的内部线索行事；
而当存在可供利用的外部线索时，自我相关信息的作用就会被削弱或掩盖（Proudfoot & Lind,2015; Rand, 2016）。当提供他人SVO信息时，人们就会较少地依赖自我SVO去预期他人的合作行为，而是更多地受制于他人SVO，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他人SVO既调节自我SVO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又调节自我SVO与合作预期的关系。

基于上述两个假设，本研究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为检验该模型，本研究首先测量被试的SVO，然后随机向被试呈现他人的SVO信息，测量被试在公共物品博弈中对此人做出的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以系统考察自我SVO对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及他人SVO对其作用机制的影响。

图 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1 被试

选用G*Power 3.1确定被试量：参照Faul等（2007）的建议，选择适用于2（自我SVO：亲社会、亲自我）×3（他人SVO：未知、亲社会、亲自我）被试间设计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效应量设定为0.25，显著性水平设定为0.05，统计检验力设定为0.95，组数设定为6，计算出所需样本量为251名。考虑到数据有效性的问题，本研究计划在4周内招募尽可能多的被试，以确保有效被试量不低于251名。最终，招募273名在校本科生（平均年龄21.01±2.19岁；
女生177名），身心均健康，右利手，无心理学或经济学背景，母语为汉语，此前未参加过此类实验，自愿参加实验。本研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HR384-2019）。

2.2 实验材料

自我SVO的测量材料。仿照已有研究（Nagatsu et al., 2018; van Lange et al., 1997），采用三重对策矩阵测量被试的SVO。想象与陌生他人进行分配决策的任务，根据自我偏好完成9道题目。每道题目涉及不同的收益矩阵，矩阵中的数额分别标示着二人各自获得的代币数，代币数越多表明获得的收益越多。9个题目存在共性：第一种选项为自己与他人代币数相同，第二种选项为自己所得代币数在3个选项中最多，第三种选项为自己与他人所得代币数的差距最大。

基于被试在分配决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判定其SVO（Bogaert et al., 2008; van Lange et al.,1997）：若倾向于第一种选项，表明看重双方共同利益，偏向于亲社会；
若倾向于第二种选项，表明看重个人利益最大化，偏向于个人；
若倾向于第三种选项，表明看重最大化自我与他人的利益差距，偏向于竞争。其中，第二种选项和第三种选项合并归为亲自我倾向。

他人SVO的操纵材料。通过呈现给被试他人的SVO类型操纵他人SVO。其中，他人SVO未知，是指被试知晓他人同样测量了SVO，但不向被试提供他人SVO的具体信息，此种条件作为控制条件。

合作行为的测量。依托单轮匿名无反馈公共物品博弈（van Dijk & De Dreu, 2021）测量合作行为。具体而言，被试与一名玩家彼此匿名随机配对进行游戏，每人各有20个代币，可选择向公共账户捐赠任意金额。玩家均做出决定后，公共账户的总代币会乘以1.5后均分给每位玩家。被试的合作行为以代币的捐赠数衡量，例如，被试投8枚代币，则其合作行为计为8。

合作预期的测量。借鉴已有研究（Ng & Au,2016），采用单题项对他人的合作水平进行评估。具体而言，本实验中，被试需要评估另一名玩家会投入多少代币数。

2.3 实验流程

实验前，被试填写知情同意书，了解到将与其他玩家匿名参加一个关于“社会互动”的游戏。然后，被试被安排到实验室隔间，了解到隔间的电脑将用于呈现指导语及记录行为反应，并知晓自己将与隔壁隔间的一名玩家通过局域网进行游戏。实验时，被试首先完成自我SVO的测量，然后阅读公共物品博弈任务，完成任务理解检验题目。紧接着，被试了解到自我以及互动对象的SVO类型，并对该互动对象做出合作预期。最后，被试与该互动对象进行1轮匿名无反馈公共物品博弈。实验结束后，被试填写个人信息，并得到10元被试费。整个实验持续约10分钟。

3.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所有被试均正确回答任务理解题，因此，未剔除被试。为保证测量的稳定性，采用v a n Lange等（1997）的标准，被试选择某种选项的次数不低于6次时，将其SVO归为亲社会或亲自我中的一类。根据该标准，被试中有141人的SVO被划分为亲社会，132人则为亲自我。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表 1 不同SVO被试面对不同SVO他人时的合作行为及合作预期状况（M±SD）

3.2 自我SVO与他人SVO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自我SVO、他人SVO为自变量，对合作行为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我SVO的主效应显著，F(1, 267)=24.29，亲社会被试（M=8.52,SD=6.10）比亲自我被试（M=5.43,SD=6.01）更多地与他人合作。他人SVO的主效应显著，F(2, 267)=44.06，p＜0.001，被试更多地与亲社会他人合作，其次是未知SVO他人，更少地与亲自我他人合作。自我SVO与他人SVO的交互效应显著，F(2, 267)=6.88，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见表1和异，F(2, 129)=6.25，p=0.003，同时，结图2A），亲社会被试更愿意与亲社会他人合作，其次为未知SVO他人，最不愿意与亲自我他人合果也发现，面对未知SVO及亲社会他人时，亲社会被试的合作行为显著多于亲自我被试[未知:F(1,作，F(2, 138)=57.79亲自我被亲社会:F(1, 89)=272.77,试对亲社会他人的合作行为显著多于对亲自我他人的合作行为，对未知SVO他人的合作行为与对亲社会及亲自我他人的合作行为不存在显著差。面对亲自我他人时，亲社会与亲自我被试的合作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F(1, 89)=0.12，p=0.730。

图 2 亲社会与亲自我被试在三种他人SVO条件下的合作行为（A）及合作预期（B）状况

3.3 自我SVO与他人SVO对合作预期的影响

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自我SVO的主效应显著，F(1, 267)=9.75，p=0.002，亲社会被试（M=8.87,SD=5.89）对他人的合作预期显著高于亲自我被试（M=7.06,SD=8.87）。他人SVO的主效应显著，F(2, 267)=58.65，p＜0.001，，被试对亲社会他人的合作预期最高，对未知SVO他人的合作预期次之，对亲自我他人的合作预期最低。自我SVO与他人SVO的交互效应显著，F(2,267)=3.87，p=0.020，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见表1和图2B），亲社会被试预期亲社会他人更合作，其次为未知SVO他人，预期亲自我他人更不合作，F(2, 138)=50.07，p＜0.001，亲自我被试对亲社会他人的合作预期显著多于对未知SVO他人及亲自我他人的合作预期，对未知SVO他人的合作预期与对亲自我他人的合作预期不存在显著差异，F(2, 129)=16.94，p＜0.001，同时，结果也发现，面对未知SVO及亲社会他人时，亲社会被试的合作预期显著多于亲自我被试[未知:F(1, 89)=19.35,p＜0.001,亲社会:F(1, 89)=5.64,p=0.020,面对亲自我他人时，亲社会与亲自我被试的合作预期不存在显著差异，F(1, 89)=0.18，p=0.680。

3.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借助SPSS26.0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4（Hayes, 2018），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样本量设定为5000，在95%置信区间下，对合作预期在自我SVO（-1=亲自我, 1=亲社会）与合作行为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自我SVO显著正向预测合作行为（B=3.09,SE=0.73, 95%CI[1.64, 4.53]），且当纳入中介变量合作预期后，自我SVO对合作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B=1.51,SE=0.42, 95%CI[0.69, 2.33]）。自我的亲社会SVO显著正向预测合作预期（B=1.81,SE=0.70, 95%CI[0.44, 3.19]），且合作预期显著正向预测合作行为（B=0.87,SE=0.04, 95%CI[0.80,0.94]）。这表明，自我SVO不仅直接预测合作行为，还通过合作预期影响合作行为。其直接效应（1.51）和中介效应（1.58）分别占总效应（3.09）的48.87%和51.13%。

其次，采用模型8重点检验调节变量是否调节中介模型。由于调节变量他人SVO为三分类别变量，因此，纳入模型前首先对其进行虚拟编码转换（未知SVO为参照组）。结果表明，他人SVO调节合作预期在自我SVO与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他人SVO未知时，合作预期在自我SVO与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2.62，BootSE=0.61，95%CI[1.45, 3.84]；
他人SVO为亲社会时，合作预期在自我SVO与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Effect=2.27，BootSE=0.97，95%CI[0.34, 4.17]；
他人SVO为亲自我时，合作预期在自我SVO与合作行为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Effect=-0.38，BootSE=0.90，95%CI[-2.22, 1.30]。这意味着，被试的SVO越亲社会，对他人持越高的合作预期，进而更多选择与其合作，此种模式仅存在于他人SVO未知或为亲社会时。同时，结果也显示，相较于他人SVO未知时，合作预期的中介效应在他人SVO为亲自我时显著降低（Contrast=-3.00, BootSE=1.10,95%CI[-5.19, -0.87]），在他人SVO为亲社会时虽有所降低但并不显著（Contrast=-0.36, BootSE=1.12, 95%CI[-2.57, 1.83]）。

本研究在公共物品博弈情境下，纳入合作预期及他人SVO，建立并验证了自我SVO影响合作行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拓展了已有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发现。

首先，自我SVO通过增加对他人的合作预期促进合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目标期望理论（Pruitt & Kimmel, 1977），意味着亲社会SVO及合作预期是合作行为得以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佐证了“自我的亲社会SVO促进合作”的论断（Fernandes et al., 2022; Pletzer et al., 2018）。同时，这也表明自我SVO是预期他人合作行为的重要认知线索，支持了结构假设相似性偏差（Aksoy & Weesie, 2012; Kuhlman et al., 1992），为理解自我SVO影响合作行为的潜在认知机制提供了证据。

其次，提供他人SVO信息后，自我SVO对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的影响均发生了变化。面对亲社会（相较于未知）他人时，亲社会者与亲自我者的合作预期均显著增多，且亲社会者的合作行为也显著增多。而面对亲自我（相较于未知）他人时，亲社会者与亲自我者的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均显著减少。这意味着亲社会者并非毫无区分地与他人进行合作，一旦知晓对方为亲自我者，其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会相应降低；
而亲自我者也并非不可教化，当与亲社会者互动时，其合作预期及合作行为也会适当提高。这一结果支持了已有研究的论断（Balliet et al., 2009; Pletzer et al.,2018），为启发式理论提供了证据（Proudfoot &Lind, 2015; Rand, 2016），表明当存在更为明确的线索（如他人SVO信息）时，人们会减少由自我SVO推己及人的可能性，更多地依赖外在的线索对互动对象的合作可能性进行判断。他人SVO也是预期他人合作性的重要线索，可能促进或阻碍合作行为的产生。

最为重要的是，他人SVO调节了合作预期在自我SVO与合作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在他人社会价值取向未知时显著成立，但在提供他人SVO信息时有所减弱。具体而言，相较于未知SVO他人，在面对亲自我他人时，合作预期的中介效应不复存在。在面对亲社会他人时，虽然合作预期的中介效应依然存在，但相较于面对未知SVO时，其效应值有所减少。究其原因，可能与外在线索的正负性有关。负性线索相较于正性线索更能引发人们的注意与警觉（段婧 等, 2012; Baumeister et al., 2001），引起更为直觉快速的加工。他人SVO信息传递“合作”“双赢”等积极信号，这种正性线索使人们以相对理性平和的方式接受和加工信息，保持正常的认知机制，预期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而他人的亲自我SVO则有可能传达出“被剥削”“被压榨”等消极信号，此种消极线索直击人心，更容易使人们以情绪化的快速直接方式做出反应，以避免被剥削，从而掩盖了合作预期这种认知机制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合作者之间双向互动的视角，丰富和推进了社会价值取向影响合作行为的研究，对于理解和增进个人之间、组织之间的合作行为，乃至更广阔的社会合作行为，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然而，由于本研究主要关心个体SVO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其合作行为的，这种影响是如何受互动对象SVO影响的，所以采用了个体之间的单次博弈的情境。此种情境不需要考虑长期支付的影响，个体更可能为了短期支付利益而选择背叛（Guilfoos & Kurtz, 2017）。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更为现实和常见的是个体之间的重复博弈，此种情境下个体不仅要考虑长期支付，而且能够从互动对象的行为获得真实的反馈信息。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双向互动视角基础上，增加动态互动的视角，检验本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并进一步揭示重复博弈情境下不同SVO个体间合作行为的机制和规律。

面对亲社会或未知SVO他人时，自我的亲社会SVO不仅直接增加合作行为，还通过提高合作预期来促进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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