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基本内涵、逻辑生成及历史意义

张 丽，李佳诚

(1.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2.宝鸡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毛泽东“文化”概念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和主题称谓。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界定阐发，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明晰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科学规律，凸显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精神财富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文章尝试以“文化”概念分析管窥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并改变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时代坚持唯物史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汲取有益经验。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较早地将“文化”概念置于唯物史观视域下进行阐发。他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1]但在这里，毛泽东只是说明了“文化”在社会历史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将文化与政治视为上层建筑统一体，揭示了二者对于经济基础发生、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并未将“文化”作为独立整体，阐明“文化”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考察它同基于一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社会形态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文化同政治、经济、军事等之间的具体关系。

毛泽东首次将“文化”概念作为独立整体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进行概括是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义主义的文化》一文。文中，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辩证反思，指明了作为社会意识范畴的观念形态文化，对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在阐释“文化”概念时，不再是将文化与政治视为上层建筑统一体，去观照其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是自觉从思想上层建筑的角度将文化视为一个独立整体，进而通过考察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反思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这一“文化”概念的概括也说明，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文化”作为社会意识范畴，有着独特的生成和发展规律，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同特定的政治和经济一道构成完整的社会有机体，并在社会有机体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从文化与政治相结合为统一整体来思考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到将文化视为独立整体，系统探讨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内涵和本质认识，由模糊到清晰、由片面到全面的重要变化。此后，毛泽东还在其著作、讲演和报告中广泛运用了“文化”概念。比如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明：“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3]1944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4]毛泽东对“文化”概念所做的这些论述表明，他自身对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认识已经成熟定型。

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阐释了“文化”概念的本质和作用，而且还基于唯物史观原理，从微观上探讨了“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出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不懈奋斗，推动党和人民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取得了较大成绩。而在归纳与政治、经济成就相适应的文化领域成就时，毛泽东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方面进行了总结归纳，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文化”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具体要素。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5]以说明在文化诸多方面中，文学、艺术是“五四”以来更为直接反映政治、经济需要的主要方面。为推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继续深入发展，毛泽东还依据群众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文艺应为人民服务，文艺应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他在1944年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6]因为话剧、秦腔、秧歌是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7]。所以就需要对隐藏在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下的旧有的艺术内容进行改造。对于改造的方法和标准，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8]。由此可知，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文化”概念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思想，认识到“文化”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文化内容只有依托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具有独立性，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文化有其自身的生成发展规律。二是文化内涵丰富，意识形态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三是文化作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与经济、政治有着重要的辩证关系。

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任何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概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都是人们针对特殊历史语境的需要，在综合自身已有经验并合理借鉴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对事物内部联系进行长期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认识的生成也遵循着这一基本逻辑，即它也是毛泽东针对延安时期特殊历史语境的需要，在综合他早期对“文化”概念的认识理解并合理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化”内部联系进行长期探索的过程中生成的。

(一)延安时期文化在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处历史地位的提升，是毛泽东全面阐释“文化”概念的现实逻辑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华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侵略政策，这客观上造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态度发生动摇，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共声浪，这种反共浪潮不仅表现为对共产党人进行政治上的打压，而且还更为直接地表现为文化上的“围剿”。1939年，叶青在青年书店印刷出版了《总理全书提要》，全书共分八篇，在第一篇，叶青首先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歪曲为“知难行易论”[9]，以与蒋介石的“行的哲学”相适应，进而在之后篇章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容，以达到否定孙中山“三大”政策，为蒋介石“一党独裁”提供辩护的目的。而张君劢则在1938年12月《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中，公然要求共产党人取消边区、放弃革命武装力量、丢掉马克思主义旗帜，拥护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政治统治，以实现国内政治统一和民主的目标。这些反动思想造成了国人思想混乱，加重了民族危机。这促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完整阐释，以通过对文化本质和规律的说明，揭露国民党文化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这一观点，可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论述“五四”以来文化统一战线发展过程时多次提及“三民主义”，并在阐明共产党人所处历史语境时，还专门点了叶青和张君劢的名字，这一事实中得到进一步确证。

与此同时，日本的奴化教育、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中西文化观的争论，也促使共产党人重估五四以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启蒙价值，并掀起了旨在继承五四优良传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新启蒙运动。新启蒙的倡导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向于反对封建文化而对西方文化并未持合理的批判态度；
文化宣传范围局限于知识青年而并未在底层民众中进行宣传普及，造成新文化失去了强大的群众根基；
文化启蒙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并未波及相应的政治、经济需求等，使得启蒙运动失去了经济、政治基础的支持。所以，新启蒙运动倡导者依据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政治现实，汲取五四新文化运动经验，展开了为特定时代政治、经济所需要的，彰显民族性、富有大众性、提倡科学性的新启蒙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透显出，通过开展文化运动来推动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是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关注的重要方面，这也构成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全面概括“文化”概念的历史语境。

(二)毛泽东泽东对文化理解的深化是延安时期全面阐释“文化”概念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最初是将文化理解为政治思想理论并强调了进步政治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对新文化的相关阐述和建设之中。1920年7月，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首次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对于社会思想解放和社会进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并阐明中国文化教育落后的原因在于未能顺应社会思潮，所以应实行新的教育方法，传播新的社会思潮，以促进社会的进步。在随后的《发起文化书社》中，毛泽东进一步批评了在湖南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社会现实下，个别知识分子只在“眼里、耳里随便听闻过几个新鲜名词”就认为湖南存在新文化的主观臆断，并指出：“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10]这表明毛泽东在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后，将文化理解为政治思想理论。

随着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积极投身于工农革命浪潮的毛泽东，在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的洗礼下，突出强调了文化的阶级属性。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意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群众，并对农民所关心的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考察。考察中，毛泽东发现长期以来，地主阶级是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是阻碍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具体表现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1]。这说明，毛泽东开始认识到“文化”具有阶级性，是为特定阶级所服务。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通过无产阶政党文化建设的开展，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对于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革命军队登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不仅对共产党人进行一般性的军事“围剿”，而且还组织进行了文化“围剿”。他们以旧道德、旧礼教、旧思想等为说词，意图瓦解工农红军革命信仰和斗争意志。这使得开展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以适应在党和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成为毛泽东等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12]所以，毛泽东积极组织开展党和军队的文化建设。对党员干部，毛泽东指出要通过读党报、政治简报、有组织地分配看书等形式进行党内文化教育；
对革命军队，毛泽东要求通过识字运动、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卫生、革命歌、图报等形式进行文化教育，以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这些认识，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发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全面阐释“文化”概念的理论逻辑

其一，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释提供了认识思路。从表面来看，马克思并未像文化学家一样对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在其浩如烟海的理论著作中，也难以寻找到他们关于“文化”概念的明确界定。但马克思却提供给人们认识文化的一般思路，这些思路最为直接的体现在其理论著作中。如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3]1844年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这些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正确论述，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发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文化”概念后，还专门强调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理是共产党人探讨中国文化的出发点的表述中可以进一步确证这一观点。

其二，苏联哲学家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编译的哲学书籍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发提供了经验借鉴。1935年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为了寻找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把握中国革命的一般规律，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在窑洞里发奋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毛泽东在阅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认为，只有从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出发去观察问题，才能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这说明，毛泽东在哲学著作中认识到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对人类认识发展的重要影响，作为人类认识重要范畴的观念形态文化，对于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也必然具有重要的依赖关系，这为毛泽东说明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立论依据。而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将“文化”概念置于唯物史观视域下进行审视，指明了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重要反作用。这表明，毛泽东在哲学著作中认识到“文化”概念更主要的内容或实质不是以自然科学、形式逻辑等非意识形态为主，而是以同政治、经济密切相关联的意识形态为主。

综上，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是在一定的现实逻辑、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相互作用下生成的。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发，出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对国民党文化反动的揭露和共产党人开展文化运动推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井冈山时期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和理论认识的深入，实现了对文化内涵从思想观念知识的认识，到具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功能认识地渐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从本质规律的层次对文化概念的阐发提供了认识基础。加之毛泽东始终立足革命实际，持之以恒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能动地运用唯物史观原理指导革命文化实践，由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科学依据。

延安时期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概念进行的全面阐释，从理论、实践、话语等不同维度，推进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一)丰富了毛泽东文化理论，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熟

从理论维度来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释，丰富了毛泽东文化理论、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熟。其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丰富了毛泽东文化理论。毛泽东依据文化是政治经济反映的基本认识，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分析，得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具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引导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重要论断；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联合一切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政治任务的阐明，得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最广大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引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方向；
通过对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主张民族尊严与独立、推崇科学与真理、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阐明，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这些文化理论适应了随着中国革命实践地推进，无产阶级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理论需要，促进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走向系统化，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

其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延安时期毛泽东依据对“文化”概念的本质理解，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新文化对于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服务作用。他说：“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15]这使得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化革命和文化统一战线建设，他指出只有将“文”和“武”两个战线联结为一整块钢铁，才能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未停止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16]他进一步论说了文化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单纯的反映政治诉求和经济需要的共和国，而是内涵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统一的共和国，清晰勾勒了共产党人所要构造新中国的社会形态。毛泽东正是依据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社会革命规律和社会形态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论述，从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结构，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

(二)推动了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文化建设

从实践维度来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阐释，推动了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文化建设。其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推动了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基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认识，指出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构成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文化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他说“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17]。所以，为了充分发挥文化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指导作用，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应重视文化统一战线建设，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同党外一切支持抗战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18]。但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策略是错误的。共产党人在以往政治统一战线中，由于没有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原则，犯过机会主义、尾巴主义、排外主义等错误。所以，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建设文化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应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原则，这促使反映中国革命需要的文化战线得以建立。毛泽东正是基于对“文化”概念的认识理解，充分发挥了文化的凝聚和指引作用，从而扩大了中国革命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

其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化建设。毛泽东依据对“文化”概念的基本认识，指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加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是赢得中国革命胜利，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对此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民主的，弘扬科学的民主的文化是推动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义，对此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9]。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形式是民主的大众的，对此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的丰富的源泉”[20]。由此可知，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深刻把握了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推动了中国文化建设。

(三)影响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范式和话语风格

从话语维度来看，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范式和话语风格。“任何一个理论的话语体系的形成，都依据其核心概念或范畴的确立为基础，因为核心概念或范畴是理论之网的网上纽结。”[21]“文化”概念作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范式和话语风格。

其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形成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范式。所谓基本范式，就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逻辑。具体来讲，毛泽东基于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得出中华民族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性质规定，并在这一性质规定下，在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中运用了诸多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相关的新概念和新表述。如“革命文化”“文化新军”“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的观念形态”“革命的文化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等。这些概念和表述所“新”之处在于，它是对社会形态下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即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反映，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规定性。这些为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所蕴含的新概念和新表述，正是毛泽东基于对文化与政治、经济作用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这一原则形成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基本范式。

其二，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影响了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话语风格。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同时，人民群众是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所以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映的新文化，也决定了它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服务的。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下，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就要求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摒弃生涩难懂的语言，主动贴近民众的生活，同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紧密连接并学习他们生动丰富的语言，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字和艺术形式，进行文学艺术的创造和价值观念的表达。由此可知，毛泽东正是基于“文化”概念的认识，明确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服务的对象，进而影响他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和话语风格。

综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和运用，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始终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进行的。正是依据唯物史观，毛泽东认识到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认识到文化应为人民群众服务，认识到文化应为中国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认识到对待古今、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些关于毛泽东对文化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前，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仍需坚持唯物史观指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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