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近视与眼部生物学参数调查分析

高云仙，李小龙，马晓玲，王 雁，慕璟玉，赵 勇

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发生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且其防治已成为国家战略。近视发展为高度近视可引起严重并发症，是造成全球视力不可逆损伤及致盲的首要原因之一[1]。东亚地区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60%～73%)远高于北美洲(42%)、欧洲(40%)、南美洲(<10%)和非洲(<10%)等地区[2]。2018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初中生近视率为71.6%，高中生近视率为81.0%[3]。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近视人口约占50%，其中高度近视约占9.8%[4]。人眼的屈光状态主要取决于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与眼轴长度的平衡，而近视人群眼轴增长超过角膜和晶状体的综合屈光力[5]，眼轴增长导致眼球被机械性牵拉，视网膜、脉络膜及巩膜均变薄，形成高度近视特征性眼底改变[6]。本研究调查乌鲁木齐市中小学生视力情况、眼部生物学参数及屈光状态并建立屈光档案，分析屈光状态与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关系，进一步为该地区不同民族中小学生制定个性化近视防控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1.1对象于2021-09/11采取以学校为单位的立意抽样方法，选取乌鲁木齐市4所学校在校学生3014人，剔除部分信息填写不全及无法配合相关眼科检查者最终纳入学生2495人。纳入标准：(1)乌鲁木齐市在校各年级中小学生；
(2)年龄7～18岁。排除标准：(1)各种类型青光眼、角膜疾病、晶状体疾病、视网膜疾病、视神经疾病等患者；
(2)弱视、斜视、屈光参差或严重视功能损害等患者；
(3)倒睫、严重结膜炎等患者；
(4)依从性差、患有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得到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No.2019XE0151-1)。纳入学生及其监护人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眼科检查，包括视力、屈光度和眼部生物学检查。远视力检查由眼科护士使用灯箱式E字标准对数视力表(GB 11533)进行，结果使用五分记录法。屈光度由2名资深验光师使用全自动电脑验光仪(RM800)对非散瞳左眼和右眼进行屈光测量，并取屈光不正读数的平均值。眼部生物学测量采用TOMEY OA-2000光学生物测量仪，测量参数包括眼轴长度(AL)、角膜水平和垂直曲率(K1、K2)、角膜厚度、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瞳孔直径、白到白距离，每眼测量3次取平均值。角膜曲率均值(K)=(K1+K2)/2；
轴向长度与角膜曲率半径(AL/CR)比值=AL/CR。以上数据均选取右眼数据进行分析，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收集数据前需校准仪器设备，并随机选取约5%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检查。

评估标准：按照国家卫健委制定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7]要求，6岁以上儿童青少年远距裸眼视力<5.0时，通过非睫状肌麻痹电脑验光，以等效球镜度数(spherical equivalent，SE)(SE=球镜度数+1/2柱镜度数)定义近视程度，近视定义为非散瞳状态下SE<-0.5D，近视程度：-3.00D≤SE<-0.50D为低度近视；
-6.00D≤SE<-3.00D为中度近视；
SE<-6.00D为高度近视；
视力不良定义为裸眼视力<5.0；
散光定义为柱镜度(C)≤-0.5D。

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多组间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H检验；
两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检验水准α=0.05。

2.1人口学基本特征本研究最终纳入学生2495人，均完成双眼裸眼远视力、非睫状肌麻痹电脑验光及眼部生物学参数测量，各年龄段分布均匀，同时纳入多民族样本，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纳入学生一般资料

2.2等效球镜度和眼部生物学参数情况不同年龄段、民族学生的SE、AL/CR、AL、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角膜厚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民族学生瞳孔直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学生的AL/CR、AL、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角膜厚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4。

表2 不同年龄段学生等效球镜度和眼部生物学参数比较

2.3屈光不正情况纳入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80.36%(2005/2495)，近视检出率55.91%(1395/2495)，散光检出率42.96%(1072/2495)。不同年龄段学生视力不良、近视、散光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7.100、468.720、209.830，均P<0.001)，随着年龄的增加近视、散光检出率均呈上升趋势。不同性别学生视力不良、散光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276、10.648，均P<0.001)，近视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11，P=0.368)，其中女生视力不良、近视检出率(81.82%、56.82%)均高于男生(78.94%、55.03%)，散光检出率(39.69%)低于男生(46.16%)。不同民族学生视力不良、近视、散光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63.918、99.906、216.238，均P<0.001)，其中汉族学生视力不良、近视、散光检出率均最高,见表5。

表3 不同性别学生等效球镜度和眼部生物学参数比较

表4 不同民族学生等效球镜度和眼部生物学参数比较

表5 纳入学生屈光不正检出率比较

2.4近视程度分布情况不同年龄段、民族学生的近视程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8.934、51.137，均P<0.001)，而不同性别学生的近视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328，P=0.184),见表6。纳入学生低度近视检出率为63.80%(890/1395)，中度近视检出率为27.60%(385/1395)，高度近视检出率为8.60%(120/1395)。

表6 纳入学生近视程度分布情况比较

2.5眼部生物学参数与屈光状态的相关性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纳入学生AL、AL/CR、前房深度、瞳孔直径与SE呈负相关(rs=-0.664、-0.724、-0.320、-0.086，均P<0.001)；
晶状体厚度与SE呈正相关(rs=0.147，P<0.001)；
角膜厚度、白到白距离与SE均无相关性(rs=-0.004、-0.042，均P>0.05)。

随着儿童近视及高度近视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近视已成为影响公众生活质量的公共健康问题。目前尚无快捷可行的近视发生发展的监测方法，裸眼视力和睫状肌麻痹验光是常用的近视筛查方法，虽然睫状肌麻痹验光是测量屈光度的金标准，但在大规模近视筛查中可行性较低。既往研究发现，AL和AL/CR均对SE有影响，AL/CR能更好地解释SE的变化，且近视儿童AL/CR值大于3[8-9]。因此，AL/CR是近视筛查及监测相对客观有效的指标。

本研究显示，乌鲁木齐市4所学校7～18岁儿童青少年总体视力不良检出率为80.36%，明显高于2020年新疆某生产建设兵团(65.66%)[10]，而近视检出率为55.91%，其中低度近视检出率63.80%，中度近视检出率27.60%，高度近视检出率8.60%。本研究中儿童青少年近视检出率(55.91%)略高于2018年全国(53.60%)[11]，明显高于2019年新疆阿克苏地区(17.91%)[12]，同时也高于2020年新疆地区近视患病率(39.8%)[13]，但低于浙江省宁波市(81.4%)[14]、天津市(78.2%)[15]等东南沿海地区。既往研究发现，与乡村学生比较，城市学生功课负担重，户外活动少，且近距离接触电子产品时间较长，这些危险因素均可增加近视患病率[16]。本研究纳入学生散光检出率(42.96%)略低于2019年新疆部分地区(49.96%)[17]，分析可能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相对较少有关。此外，本研究纳入学生高度近视检出率随年龄及教育程度增加而升高，与既往研究[14-15]基本一致。随着年龄及教育程度的增加，近距离用眼需求增加使睫状肌持续收缩引起痉挛进而诱发近视，长时间近距离阅读与近视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8]。本研究中女生近视及高度近视检出率略高于男生，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似[13-14，19]，分析可能与女生青春期较男生提前且激素水平变化波动范围大有关[20-21]，而本研究因样本量相对较少且民族成分相对较多，从而可能造成差异影响不同性别学生近视情况。

本研究发现，纳入学生近视检出率具有民族差异性，汉族学生比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学生近视检出率更高，与Shi等[13]对新疆6～23岁67102名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另有研究发现汉族中小学生近视和高度近视患病率显著高于维吾尔族[22]。边红霞等[23]研究发现汉族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比蒙古族高(48.0%vs44.6%)。秦艳莉等[24]发现新疆哈萨克族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仅为13.98%。上述研究表明我国不同民族之间近视患病率具有差异性。2015年关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调查研究发现，回族和维吾尔族儿童近视患病率分别为18%和13%[25]。近年来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增长幅度显著，可能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此外，本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学生屈光状态和眼部生物学参数也存在差异，相关性分析发现，纳入学生SE与AL、AL/CR、前房深度、瞳孔直径呈负相关，与晶状体厚度呈正相关。本研究发现男生AL比女生长(24.35±1.20mmvs23.88±1.17mm)，且汉族学生AL略高于回族，明显高于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既往研究表明，生理状态下，儿童年龄增长1岁，眼轴增长0.1242mm；
身高增长1cm，眼轴增长0.0196mm[26]，而眼轴每增加1mm，SE增加-3.00D[27]，AL及平均角膜曲率是影响儿童青少年屈光状态的主要因素。既往研究发现汉族与蒙古族、达斡尔族中学生A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汉族与回族、满族中学生A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不同种族人群眼生物学相关参数存在差异，其中眼轴增长与屈光度增加密切相关，可通过减少眼轴的延长率控制近视的发展。

本研究采用OA-2000测量眼部生物学参数，既往研究发现OA-2000和Sirius测量近视患者白到白距离、前房深度、角膜中央厚度测量结果具有较好的相关性[29]。目前关于多民族地区眼部生物学参数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可弥补此缺陷。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采用非睫状肌麻痹验光，检测结果准确性降低；
(2)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纵向观察近视增长与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关系；
(3)本研究未对近视的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Shi等[30]研究发现乌鲁木齐儿童青少年发生近视的风险受到父母近视和不良的阅读和写作习惯的影响。我们会在后期研究中进行纵向队列研究，增加近视相关危险因素的调查，以更准确、科学地分析近视相关数据，为不同人群近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此外，筛查的同时也要关注儿童的远视储备情况，远视储备是眼球发生近视前的屈光状态，是AL与角膜及晶状体等参数之间动态匹配的结果，对于近视防控意义重大[31]。

综上所述，不同年龄、民族的近视儿童青少年眼球生物学参数存在差异。所以，应加强对儿童青少年、家长及学校的屈光宣教，及早建立电子屈光档案(包括眼部生物学参数测量)定期随访，通过纵向观察屈光度及眼部生物学参数，研究近视发生发展的规律，制定个性化防控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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