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合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国淑雅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文化史上历久弥新的不朽之作，这部曾被认为是“谤书”的经典在脱离了时代的禁锢后，焕发出了它原有的生命力。如今对《史记》的研究已超越文史哲等支柱学科，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心理学、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全面开花。研究方法持续更新，古人注重训诂考据的一重证据法，近人注重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今人则在知识全球化的当下逐步迈入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即利用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作为参照性的旁证[1](P2-3)，又将考古学和图像证据作为第四重证据以构成“物象-语言-文字”的整体性人类生活世界[2](P28)。研究视角也日益纵深化，合传作为一种开创性的传记类型，是司马迁独具匠心的创制，也是研究《史记》创作动机、文本价值以及司马迁人生观、价值观的新途径。感于此，笔者现将以往学者所做合传之研究综述如下，以期在历史经验的总结上更好地开展进一步研究。

作为一部传记文学，《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皆以人物为主，人物传记数量高达113篇，且类型多样。这些人物传记分几类？哪些可以看作合传？合传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进行《史记》合传研究首先应该明确的问题。对此，学界现有的划分方式有三类说、四类说、五类说、六类说及八类说五种。

(一)三类说

从三类说的学者以清人罗以智、郭双成、可永雪为代表。罗以智在《史记合传论》中提出“史体之有传专记一人，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又别立名目而为类传，皆自《史记》始。其事迹相类者则又合为一传，他史仅以类从”[3](P36)。

虽未在文中明确提出“合传”一词，但因事迹相类而合的叙述已能充分体现出作者对合传的认知，题目以“合传”为名也为一证。郭双成在《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将七十列传分为本传(又名一人专传)三十篇、合传(两人或数人事迹)二十七篇、类传(行事相类或性质相同)十一篇三种类型[4](P56-57)。可永雪在《<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中亦将其分为专传、合传及类传，并解释合传的定义，即把志行功业、性情气质、命运遭遇或学术思想相同或相近，以及事迹上有关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合写在一起。这一论述突破了仅以数量作为合传标准的局限，深入思考合传的原因及目的，为一进步。

(二)四类说

从四类说的学者以徐浩、张大可为代表。徐浩认为列传分专传(又称大传)、合传、附传、类传四体。他特地指出合传指的是有二人行事，将传主数量固定化，两人首尾相随，则以一传兼书，包括令尽[5](P25)。至于两人以上的非类传则归入到附传中，附传是取一人作为主体，以类叙或带叙附与此事相关之人的传记类型。

张大可《史记研究》中提出，题目提及两人及以上即为合传。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四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新见，首先他谈到专传、合传、类传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附传因素。其次，有些人物合为一传时会打破时代界限，上溯下及，注意到异代合传。最后，他认为合传与类传可以视为同一类型，因为其内部存在着对照或连类的关系[6](P209)，可见，徐浩和张大可所主张的传记类型是相同的，但分类标准稍有出入，这集中体现在二者对合传人物数量的限定上。秦静也从四类说，她提出这种将两个或几个相关的人物记叙在一起的方式突出体现了司马迁在谋篇布局，突出主旨方面的匠心[7](P90)。

(三)五类说

从五类说的学者以杨燕起为代表。《<史记>的学术成就》一书中，杨燕起专作列传一节，分析传记类别与整体结构。他将列传分为专传、合传、类传、附传及附见五种，除了认为合传是二人、四人乃至多人同在一篇传中外，更指出传主多以姓名官爵在篇题上标出[8](P161)。从数量和篇名两方面考虑，对形式分类、合传原因论述较为完整详细。杨昊鸥将列传分为单传、二人合传、多人合传、类传、少数民族传，将合传划分为 “题为二人，内容也主要记述两人”和“题为两人，而兼叙相关一至二人”两类[9](P17)，将题目与内容做了具体对应不失为新思路，但多人合传仍然属于合传，将二人合传与多人合传视为与单传、类传等同级则属于“越级”了。

杨树增、何世华两人则将传记分为单传、合传、类传、附传及自传五种，认为合传是依据人物命运特征组合成的两人及以上的人物传记[10](P70)。总的来看，五类说中杨燕起的分类更加科学。

(四)六类说

从六类说的学者以王锦贵为代表。作者在《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的第五部分将列传分为单传、合传、附传、类传、四裔传、自序六类，定义合传是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人物设立的传记。王锦贵注意到传主的身份特征，提出凡是有资格列入合传者，一般也都是在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知名人物[11](P156-157)。其后指出，合传人物只需具备某些必要条件即可，并不存在严格的人数限制和时代界限。杨燕起对于其将自序独作一类持不同意见，提出自序可以包含在专传之中，因为究其根本，它只是作者为自己所作的专传。

(五)八类说

从八类说的学者以朴宰雨为代表。20世纪末，可永雪已经提出《史记》人物传记分类局限于列传，而将本纪与世家忽略不计[12]，这确实指出了合传研究的局限性。

韩国学者朴宰雨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对此有所补充，他将视野扩展到本纪、世家，详列112篇传记分为八类，即(1)世系中心型集体传记文 (2)国事中心型个别传记文 (3)人物中心型个别传记文 (4)人物中心型合体传记文 (5)事类中心型集体传记文 (6)中外关系中心型族别传记文 (7)叙传 (8)附传[13](P229-240)。作者认为人物中心型合体传记文是指二人以上，各人物传记多分叙且多没有直接连结，但也存在互相交织二成者，这类传记又可具体分为二人合传(26篇)、三人合传(1篇)、四人合传(1篇)、多人合传(1篇)。另有世系中心型集体传记文《五帝本纪》《三王世家》两篇，凡31篇，后附具体篇目，简洁清晰，分类详细，见解独到。

合传怎么合？如何结构？这是合传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历代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

可永雪在细致分析每一篇人物传记的基础上，将合传的结构方式总结为十二种，分别为：串联式(或称糖葫芦式)、串铃式、冈峦起伏式、板块式(或称分段式)、双线复调式、二人纠结式、一人贯穿式、三股绳拧麻花式、两两对比式、并列分叙式、横截编组式、网格式[12](P43-45)。后于《<史记>文学成就论衡》一书中又调整了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阐述顺序， 去掉串铃式，将二人纠结式与一人贯穿式合为一二人贯穿式，三股绳拧麻花式按照实际情况进一步划分为“(两人)纠结、(三人)拧麻花式”，从而将结构方式精简为“十种样式”[14](P217-230)。后附有与之对应的图示，更加形象地体现结构方式的特征，对篇目的解析也准确具体，完整详细。经作者统计，一二人物贯穿式、纠结麻花式、两两对比式、并列分叙式以及横截编组式是合传最常用到的结构方式。

刘军华提出合传的典型形式可分为：并列式合传、蝉联式合传、交错式合传三种[15](P100)。满足并列式合传的条件有两个，其一是传主势均力敌，在社会地位、功业、职业或性情上有相似性；
其二是传主必须出于同一时代。如张释之和冯唐、刘敬和叔孙通、袁盎和晁错等。蝉联式合传是指不同时期两位人物的合传，或因命运相同，或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文学性与思想性是这种合传结构价值的突出体现，如《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交错式合传的特点以传主之间的复杂冲突为特点，目的是通过传主的恩怨斗争展现宏阔的社会画面，该类以《魏其武安侯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为代表。

赵厚均分析人物传记结构类型时分为(1)千山起伏、峰断云连 (2)绾结连珠、层叠上升 (3)绣错花分、穿插花分三种方式[16](P69-71)。合传中常用到后两者，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以权势倾轧合，先分后和，以一人出场为矛盾伏笔，二人出场为冲突蓄力，三人相聚之时即为集中爆发点，达到层叠上升的表现效果。《廉颇蔺相如列传》从人物出场就是分的状态，一直到尾声方才点出两人交集，且整篇文章叙相如详，叙廉颇略，廉颇与赵括、李牧等人宛如穿插其间。简言之，绾结连珠重点在“结”而绣错花分重点在“分”。

杨树增将《史记》结构分为单线型、双线型、多线型。作者认识到了单线型也适用于合传，如《屈原贾生列传》中贾谊就是屈原命运的重现，这一提法打破以往对于单线型(即串珠式、千山起伏式)不能用于合传的认知局限，提供了理解合传的新途径。余樟华以《孙子吴起列传》《白起王翦列传》为例，论述了这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单线结构合传，指出这种结构是形断而意不断[17](P112)。胡安武在其硕士论文中也认同这种结构划分，并在其基础上将单线型又细分为无明显结构、过渡牵连、前后勾连、对称结构；
双线型则分为先分后和、二人并叙[18](P21-25)。

王小刚在其硕士论文中第一部分将合传的章法结构概括为两扇对峙式、二人纠结式、板块式、一头多脚式、两两对比式、多人纠结式六种[25](P35-39)。二人纠结开头既可以是传首并列，也可以因事衔接。第二部分详细列举二十九篇合传一一论述，理论与分析相统一。

合传人物因为哪些原因合为一传？为何仅选取这几人而将他人排除在外？这是《史记》合传研究的长远话题，也是中外《史记》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总的来说，对于司马迁作合传的原因，学界的看法较为集中在以类相从、关联相从、对照组合三个方面。

(一)以类相从

所谓以类相从，即将那些人品、行事、性质比较接近的人物归为一传[11](P156-157)。对这一原因的探讨开始较早。南宋的倪思虽然没有提出合传这一概念，但在《班马异同》中，他提出刘敬、叔孙通合为一传是因为他们制定了一王之仪，正好赶上了发展的契机。黄震对合传原因有更为深入的分析，张释之论长者及其守法不阿，冯唐之论将，皆质直，有古大臣之风焉[20](P1 571)。清代吴见思则分析张释之、冯唐除了皆为长者以外，还因为其言语俱与文帝纳谏相合，因此传于一篇。赞同这一原因是合传的重要因素的学者还有李景星、韩兆琦、张大可、宋嗣廉、施丁、陈可青等人。

日本学者下见隆雄在《<史记>伯夷、叔齐以前》一文中指出，太史公将两人合传不仅受到《论语》的影响，关键还在于其隐逸品质的特殊性。

(二)关联相从

关联相从与以类相从不同，其区别在于，以类相从是传主属于同一类型，而关联相同则是两人并非同类，由于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交集颇深，如若分开写且不说如何构思，就事件叙述重合亦是颇多，便干脆合为一传，该类以《魏其武安侯列传》《袁盎晁错列传》。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韩非列传》是关联相从的一种特殊情况，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四人并非同时代，但因在学术上符合前后相因，学术理念上有着本、源、流的关系，故合为一传。持这种看法的多是当代学者，如杨燕起、王小刚、胡安武等人。

(三)对照组合

所谓对照组合，即将人品、性格、行事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或有某种关联的历史人物组合在一起，使后人于阅读中自然而然地加以对比，得到启发，产生鲜明的联想效果[11](P156-157)。合传总有其主旨将人物凝聚于一篇之中，但司马迁极力避免同类化，因此合传中的人物总是合而不同，互为映照。如《管晏列传》的主旨为“知”，晏子知人而管仲被知，此两人便为一对照；
管仲奢侈越矩而晏子节俭力行，此又为一对照。廉颇、蔺相如皆以勇气闻于诸侯，一靠口舌胜，一靠战功显，此为一对照。廉颇与相如争列，相如宽而廉颇狭，亦为一对照。季布与栾布都是古之烈士，大义当前，季布选择忍辱负重而栾布选择英勇就义，殊途同归，同样也是对照。除了传主之间存在对照关系外，专传与附传人物之间也存在照应，《张耳陈余列传》中张耳、陈余为势利之交，其后附贯高等舍生求义之人，前后对照，颇见史公深意。

此外，尹纳还提出在对历史人物作组合划分时，时代和地域是其考量的首要标准[21](P15)。其论述过于武断且说服力不强，兹不赘述。

从人物关系来看，可将合传分为三类：非合不可、不合而合、可分可合。每种类型的写作目的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是为了避免重复，也有学者提出这是为了启发联想，揭示历史真相。

(一)避免重复

班彪注意到《史记》的成书是司马迁有意识地采获古今、多闻广载的结果。正是因为广博，司马迁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以节省笔用，合传便是出于此种考虑的产物。

早在唐代，刘知几便提出“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22](P75)，可见，避免重复是作史的原则之一。清代卢文弨提出：“《史》《汉》数人合传，自成一篇文字，虽间有可分析者，实不尽然。盖数人同一事，彼此互见，自无重复之弊。”[23](P101)合传看似能够分割，但实非如此，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就是必合不可的典型代表。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之间的恩怨斗争复杂多变，若人各一传，势必造成三篇雷同，因此合为一传是最佳选择。这样既能保证叙事完整，又能最大程度地节省笔墨，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当然也有可能是司马迁出于现实刻写困难的考虑，但客观呈现的效果远出于现实考虑之外，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启发联想

《史记》中有不合而合者，如《老子韩非列传》《屈原贾生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等，传主相隔久远，亦无事件关联，合为一传看似“不伦”，但实有史公深意。王锦贵认为这类合传是为了使后人于阅读中自然而然地加以对比，从而能够得到启发，产生鲜明的联想效果[11](P156)。启发联想是异代合传的主要目的，以《鲁仲连邹阳列传》为例，鲁仲连、邹阳两人不同代也无交集，但在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明确交代两人皆为抗直不桡之人，谨以此并为一篇。因此该传并非以实录出彩而是以文学取胜，太史公就是以此启发世人想象，借助他们的书信文章，足以彰显世间竟还有如此独行其是之人，实为天地间不易多、不可少，这种风范历经千年不灭，永世长存。

(三)揭示真相

合传另有可分可合者，借用梁启超的话，此类合传就是“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24](P81)。事实上这正是通过同类型史料数量的累加来充分体现自己的人生态度[25](P82)，从而取得一加一大于二的叙述效果。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揭示历史真相也是基于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史学还是在西方史学中都是适用的。王祖荣将其概括为“显忠臣、诛逆子、树风声”的国史精神[26](P13)。如《白起王翦列传》，两人合传是因为他们都是秦国名将，历史性质相同。但他们各自史料足够丰富，完全可以自成一传，属于可分可合一类。太史公将其合为一篇，其目的就是想通过两人虽为忠臣但结局不同，说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揭示立德乃为人之本，国之本的历史真相。

合传以历史人物为基础，通过人物将历史事实以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的方式呈现给世人，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它提供了刻画宏大场面，厘清复杂矛盾冲突的新途径。可永雪曾提出就窦婴、田蚡、灌夫三人来看，其实并没有非得立传的价值，但通过三人的恩怨斗争以小见大，连带展现当时帝后、外戚之间的微妙磁场，甚至黄老与儒家之间的势力较量也有体现，这很有历史价值，同时避免了实录的刻板印象，艺术性地完成了对全景式大时代社会背景的塑造，只有三人合传才能达到如此效果。《郦生陆贾列传》亦然，两人虽是以辩口合，但其背后展现出中原地区，甚至是西汉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民族关系，可视为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作为一种人物典型化的艺术手法，与互见法相比，合传法有着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塑造人物时，为与主题相符，司马迁不得不舍弃与文章表达意图相矛盾的方面，但为了不影响实录的创作原则，司马迁独创互见法。但是，当身处不同时代的人物身上有着相似的命运特征时，怎样将其内在联系体现出来？这显然是互见法难以完成的。尹纳认为合传就是这种情况下对互见法的补充，也是司马迁达到微而切，隐而章的手段。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异代人物以同样坎坷的遭遇合为一传，《吊屈原赋》成为两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两个同样孤独而伟大的灵魂跨越了茫茫时空，达成了空前绝后的古今交流。两人分作专传绝对达不到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因此，合传作为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手段，是司马迁出于实际作史的考虑而独创的巧妙构思。

合传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物传记书写方式，有着其独特的美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称美上，合传人物之间都有刻意对称，可谓相对而出。如《张耳陈馀列传》末尾附贯高、赵午舍命就张敖，这便是给张耳、陈馀作映衬而设[14](P238)。樗里子、甘茂两人，一为左丞相，一为右丞相，也是互为映衬。其次是讽刺美，司马迁总是能够以一种不显山不漏水的笔法表露己意，《万石张叔列传》中对石奋父子明明是持贬斥的态度，但纵观全篇似都在夸赞他们的谨言慎行，只有间入的几句“无文学”“然无他大略”“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
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27](P2 763-2 766)，方才使人领悟，原来这是无言的讽刺。最后是悲剧美，屈原和贾谊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其志之悲流传千古，历久弥新。

合传迸发着作者充沛的个体感受与情感体验，有其独特的情感价值。何世华在《<史记>美学论》中阐述了司马迁作《史记》是尽情扬抑，发愤为作，浓郁的审美情感成为外在的显要特征。作者真挚热烈的情感是作品万世常新的根本源泉，难怪茅坤感慨：“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而鲁迅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8](P44)。异代合传是司马迁情感特征的突出体现[29](P41)，也正因其充沛的情感蕴藉，才能成就太史公行文恣肆，疏荡有奇气的独特风格。

虽然目前对《史记》合传的研究已小有成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有的研究依旧存在有不足，这是需要引起学者重视的。

(一)研究不充分

《史记》合传的研究现状呈现出不充分的特点。首先研究成果数量少。目前仅有三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与专著领域仍是空白。专门论述合传的期刊仅《史记合传艺术》《<史记>类传与专传或合传穿插组合对比义例——以<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商君列传>为例》《<史记>列传异时合传刍议》《<史记>人物和转中的特殊表达》《古典微文献语境中知行关系的发生学研究——以<史记>“异代合传”为核心》五篇；
与之相关的研究期刊仅《<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方式及其意义》和《胸中意象巧经营——漫谈<史记>人物传记的结构》两篇。部分期刊选取单篇为研究对象，也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如《<史记 管晏列传>的文章学探索》，夏元佐提出合传的“对立统一”，认为统一是合传的基础而相异性可以为合传增添情趣。整体来看虽小有成获但数量不多。

其次，研究结果庞杂，以合传定义为例，究竟是三类说、四类说、五类说、六类说还是八类说尚无定论。对合传范围的界定和篇目选取也是众说纷纭，仍待明确。

最后，研究范围狭窄，以往合传研究仅限于列传七十篇，忽略了本纪、世家，韩国学者朴宰雨对此有所补充，但个别地方依旧不明确。总的来看，仍有不少问题等待解决。

(二)研究失衡

研究失衡主要体现在中外研究失衡、国内研究失衡两个方面。

中外研究失衡指的是国内对合传的研究起步早而国外的起步较晚。中国对合传的关注最迟发生在唐代，司马贞明确提出老子、韩非子不宜同传[30](P258)，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国外研究合传发生于现代，日本学者以池田英雄为代表，他在《史记》战国列传、战国史料等领域颇有见地，对《平原君虞卿列传》解读详细，但他以平原君与其他三公子对照为主，而没有过多解读平原君、虞卿合写的特殊性。美国学者以王荣祖为代表，他关注《史记》的体例问题，但重点分析五体结构，而未对传记类型进行细致探讨。韩国学者以朴宰雨为代表，研究深入且有价值，后续发展潜力较大，是国外《史记》合传研究的佼佼者。

国内的合传研究也面临着失衡的局面，学者对合传的研究多从微观入手，宏观分析有待发展。以期刊为例，以单篇合传为对象进行分析的成果33篇，而以合传整体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仅8篇，相差较大。且就篇目选取来看重复率太高，33篇论文中，5篇选取《管晏列传》，8篇选取《老子韩非列传》，对此两篇的研究近半数，而《汲黯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等篇目无人问津。研究关注点多在于合传原因、人物赏析，对合传修辞学、结构艺术、合传意图及价值等方面的论述远不够充分。

(三)研究视角狭隘

虽然目前有关于“史记学”的研究在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心理学、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领域全面开花，但是此种多元化的方法运用到合传研究中的并不多。尹纳从地域学的角度分析合传原则与司马迁的地域价值观，但是作者将地域和时代作为合传考量的第一标准明显不符合司马迁的著史实际。杨玲从医学入手分析《扁鹊仓公列传》，古非清从政治集团内部矛盾入手分析其斗争性质，其他领域尚未涉及，在当今学科交叉，跨文化研究潮流正盛的当下，这是应该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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