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叶卫东 李芬 邹游兴 吴少英 吴小香

摘 要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是对有害生物进行有效防治的体系。现阶段，IPM仍未完全达到植保方针的要求，未完全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统一。追溯中外IPM概念的起源与形成，探讨IPM理论现阶段存在的不足及其产生原因，积极探索IPM理论的扩展范畴及发展趋势，以期有助于完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体系。

关键词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PM）;起源;发展历程;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S471 文献标志码：C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2.11.009

在建设美丽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植物保护不仅承载着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责任，而且可全面实现有害生物的绿色防控，配合健康中国战略，完成食品安全战略的重大任务[1]。植物保护的指导原则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其中综合防治又叫综合治理，要求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2]。现阶段，在植物保护的实际工作中，有害生物的治理仍未完全达到上述要求，未能同时兼顾3个效益。本文通过梳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概念的发展历史，深入探讨有害生物治理内涵，以便充分发挥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的理论指导作用。

1  概念的起源

有害生物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概念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早期（17世纪以前）、文艺复兴与农业革命时期（17—19世纪）、20世纪前期（1900—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1940—1962年）和有害生物综合治理阶段（1962年至今）共5个时期[3-6]。

早期的害虫防治大多采用一些经验性的土办法，时常带有迷信色彩。文艺复兴与农业革命时期，化学农药时代开启，植物源农药和矿物源农药得到较大发展。20世纪前期，有害生物的防治技术没有较大的发展，相关研究人员在害虫天敌的引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工作多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开始认识到防治病虫害仅用单一的方法很难奏效，因此提出“综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机合成农药出现，标志着有害生物防治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这一时期人们在思想上形成了“农药万能”的错误观念，化学农药被长期滥用，导致了害虫产生抗药性（Resistance）、再猖獗（Resurgence）、化学农药残留（Residue）的“3R”问题。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Silent Spring（《寂静的春天》）中描绘了大量使用农药造成的严重后果，害虫防治专家和昆虫生态学家开始重新考虑并提出了有害生物综合治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的策略，病虫害防治由此步入了第二次革命阶段。

2  概念的形成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是在“综合防治”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60年代后受到学者和公众的普遍接受。有关IPM的定义，在不同文献中至少可以找到64种不同的版本。这些定义的陈述形式虽然各有特点，但内容基本一致，最主要的区别体现在防治工作所追求的目标效益方面，其中有广泛影响的部分定义见表1[7-13]。

从IPM定义的发展来看，最终在以下3个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1）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站在农业生态系统的高度，综合考虑作物、病虫害和天敌等各种生物因素，以及气候、土壤等非生物因素;2）多学科专业结合，利用一切合理有效的手段采取最佳的防治方案，保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3）必须兼顾人类社会安全，即包含经济、生态、社会3个目标效益。

3  理论的发展与新探索

3.1  IPM理论的扩展

在IPM提出的同时，各国学者先后提出了综合防治（Integrated Control，IC）、有害生物总体治理（Totality Pest Management，TPM）、有害生物区域治理（Area Pest Management，APM）、有害生物合理治理（Reasonable Pest Management，RPM）、有害生物生态治理（Ecological Pest Management，EPM）、强化生物因子的综合治理（Biologically Pest Management，BPM）、以生态学为基础的有害生物治理（Ecologically Based Pest Management，EBPM）、有害生物可持续控制策略（Sustainable Pest Management，SPM）和植物医学（Plant Medicine，PM）等10余种有害生物持续治理策略[14]。IPM具有治理持续、内涵明确的优势，因此得到全面认可，成为了植物保护行业的基本指导理论，并沿用至今。1986年，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清晰地表述了IPM概念中的3个效益，提出IPM是对有害生物进行有效防治的体系，它从农业生态系统整体出发，根据有害生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地制宜地协调必要的措施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允许水平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概念最简洁清晰的表述来自彩万志等所著《普通昆虫学》（2001年版），即依据生态学的原理和经济学的原则，选取最优的技术组配方案，把有害生物的种群数量较长时间地稳定在经济损害水平以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该表述被专业的主流著作采纳并沿用至今，如《农业昆虫学》等。

3.2  IPM理论在实施过程中的不足及可能的致因

在IPM理论指导下，有害生物治理实践遏制了原本严重的“3R”问题，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几乎所有的IPM实践中，IPM的理念基本上难以真正实行，仍是以化学防治为主[15]。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究其原因。

从理论方面看，在治理中兼顾3个效益，本质就是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和谐，其中经济效益指向人与人的和谐，社会效益指向人与社会的和谐，生态效益指向人与环境的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看，3个效益兼顾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追求完全一致。因此，IPM概念在提出之初就极具理论的逻辑合理性及时代先进性，是当时最为合理的一个理论大总结，其将有害生物治理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也是它能很快成为全行业的共识，成为业内最高工作目标或基本追求的根本原因。

深入理解IPM理论的关键在于明确理论中3个效益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1）3个效益之间没有交集。在极端情况下，有害生物治理甚至将3个效益对立起来，经济效益的获得以损害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代价。2）3个效益有交集。有害生物治理中，3个效益可以部分兼顾。3）3个效益完全重合，这是有害生物治理所追求的理想状态。4）3个效益实质关系。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部分，而人类社会又是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三者之间是完全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生态效益包含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包含了经济效益。

3.3  IPM理论的发展趋势

在IPM理论形成之前，有害生物治理未综合考虑3个效益的关系;在IPM理论产生后，3个效益兼顾的重要思想得以确立，但对3个效益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探讨。本文明确了3个效益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为顺应这一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应将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其次是社会效益，最后是经济效益。以此理念指导IPM的方案设计和工程实施，能有效避免有害生物治理过程中的重经济，甚至唯经济，轻社会、轻生态的情况发生，避免人与社会和生态之间不和谐现象的出现，而与国家深入开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完全吻合。

从实际情况看，有害生物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仅依靠植物保护专业力量在专业理论框架内并不能完全解决，而从一些成功的案例中能够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如，庞蒂乌斯等对特立尼达柑橘和可可害虫（切叶蚁）治理计划的实施进行了系统分析，阐明了害虫治理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不仅受到生物学、生态学和技术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16];Albajes等指出，立法和政治决定能够对IPM的实施起到促进作用[17];Radcliffe等指出，美国南部对红火蚁的防控策略演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6]。这些案例表明，IPM的有效实施需要政府的主动参与。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其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落实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各级政府机关领导的具体责任，治理行动正在稳步推进[18]。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至此，我国已在多地建立了生态试验区，甚至在海南建立了省级试验区[19]。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并获得了强而有力的政治保障。因此，现在国内IPM已经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大环境，需要全行业积极行动起来，以配合国家发展战略稳步推进IPM的实施，为农村、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2017-10-27.

[2] 彩万志，庞雄飞，花保祯，等.普通昆虫学（2版）[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

[3] 陈杰林.害虫综合防治[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4] 陈杰林.有害生物综合治理[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5.

[5] 陈杰林.害虫综合治理[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

[6] Radcliffe E B， Hutchison W D， Cancelado R E.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concepts， tactics， strategies and case studi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张宗炳.害虫综合治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8] 周明牂.农业昆虫学承启集[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9] 彩万志，庞雄飞，花保祯，等.普通昆虫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10] 洪晓月.农业昆虫学[M].3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7.

[11] 陈杰林.植物保护经济学[M].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1991.

[12] 马世骏.中国主要害虫综合防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

[13] 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秘书组.第二次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学术讨论会[J].植物保护学报，1987（1）：20.

[14] 张克诚.有害生物持续治理理论、模式和方法[C]//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2006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2006：186-189.

[15] 翟保平.从IPM到EPM：水稻有害生物治理的中国路径[J].植物保护学报，2017，44（6）：881-884.

[16] 庞蒂乌斯，迪尔茨，巴特利特，等.从农民田间学校到社区IPM[M].曾祥秀，陆美芳，王永春，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2007.

[17] Albajes R， Lodovica G M， Vanlenteren J C， et al. Integrated pes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in greenhouse crops[M]. Dordrecht：
Springer， 1999.

[18]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6-12/22/content_5151555.htm，2016-12-22.

[19]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2/content_5390904.htm，2019-05-12.

收稿日期：2022-03-05

基金項目：海南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Hnjg2020-8）;海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hdjy2174，hdjy2163，hdjy2025）。

作者简介：叶卫东（1968—），男，江西武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为昆虫学通识教育和昆虫学数字技术。E-mail：1513460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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