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类图书出版的意义及要求刍议——以《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为例*

程 丽 哈 娜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呼和浩特 010021)

历史档案类图书的出版一直受到史学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关注，也是近年图书出版的热门之一，其中清代地方档案类图书又在历史档案类图书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此类图书的公开出版发行推动了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正如学者所总结的，“近年来清代地方档案日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它们不仅为学界研究增添了新史料，扩大了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还促进了清代地方档案研究由王朝中央向地方史的转变”。[1]

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清代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获得重大进展，由内蒙古档案馆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1月出版发行的《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即是其中代表。此部大型图书正文共计四辑、四十六册，收辑了内蒙古档案馆所藏清末“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全宗”(全宗共计五百二十六卷、约五万件)档案中的汉文档案(全宗中破损严重、字迹不清、重件的汉文档案和所有蒙古文、满文档案以及部分地图未收)。档案文件产生时间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止于宣统三年(1911)，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清政府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推行放垦蒙地的全过程。此次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前三次整理的基础上，将相关档案文件分类工作进一步细致化，加大文件间行文关系的校勘、整合工作，进一步明晰了档案文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再加上扫描影印的印刷工艺，更便于利用者的查阅和利用。此部图书的出版，既是清代内蒙古地区档案整理与公布的重大事件，也将会为清代地方史研究突破地域限制、增强清代内蒙古地区档案研究的学术辐射效应产生积极影响。

笔者作为此部大型图书的责任编辑之一，全程参与了编纂体例的确定以及编辑加工等工作。现以本部图书为例，就历史档案类图书出版的意义和要求等问题谈谈个人观点。

(一)历史档案的公开出版发行是历史档案保护性利用的重要途径

历史档案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社会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价值，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是现代档案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而对历史档案进行整理并出版发行，使之成为被广泛使用的档案文献，是保护性利用历史档案的重要途径。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档案的整理是编纂者根据一定的主旨和凡例对原始档案分类、编排、校勘的过程，本身就赋予档案第二次生命，档案出版后代替档案原件为读者所利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档案原件；
二是经过编纂者整理后的历史档案得到公开出版发行后，超越了档案馆藏的地点限制，为更多利用者提供了超越地点和时间限制的服务，更方便利用者查阅、利用历史档案。由此而言，更多的利用是赋予历史档案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档案管理服务社会的实现途径。本部《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在印刷工艺上采用了直接扫描影印的技术处理方式，避免了排印方式下人为录入文字可能带来的疏漏、讹误等弊端，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档案的面貌，为利用者提供了方便、可靠的查阅条件。

(二)历史档案的出版将会推动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

正如学者们所说，“现代历史学是从阅读和利用档案开始的”[2]，历史档案是重要的基本历史文献，是史学工作者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凭借。历史档案类图书的出版和发行，对探寻重大历史事件原貌，以及为研究者提供便捷、可靠的一手文献史料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以《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为例，此部图书主要内容包括：垦务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及奖惩，押荒银及地租的收支，各旗牧地、王公马厂、官办牧厂、台站地、召庙地、绥远城八旗牧厂等各类土地的丈放，地商报效渠道，阻垦抗垦及弹压，垦务弹劾案的调查等。这些第一手史料文献内容上涉及垦务机构的沿革、垦务人员的薪金酬劳、清政府放垦蒙古土地的政策和方式，清政府开发内蒙古中西部矿产以及兴办新式教育概况、垦务机构修浚后套河渠等等史实，这些内容必将为进一步推动清代内蒙古地方行政治理制度，清代内蒙古地方政治制度，清政府在内蒙古地方统治政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社会史，经济史，以及清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边疆管理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可靠史料支撑，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对进一步研究内蒙古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要求图书编辑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

图书编辑对书稿进行编校加工的过程，是运用编辑技能和专业知识对书稿内容进行审查和对书稿质量进行提升的过程。历史档案类书稿与一般大众图书不同，具有学术专业性强的特点，故此类图书的编校工作对编辑的要求也更高，要求责任编辑除具备出版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须具备更高的历史专业素养。这是因为在对此类稿件进行编校加工的过程中，责任编辑不仅需要对书稿质量进行常规的编辑审查，还需利用历史学科专业知识对书稿中档案文件的分类合理性以及文件标题拟定的准确性等方面进行编辑加工。以《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为例，书稿内容主要由垦务机构与清政府中央机构以及各垦务机构之间来往的公文组成，这些公文文种包括上行文详、申、呈、禀、状、启，平行文咨、移会、移、照会，以及下行文札、示等，这就要求责任编辑了解清代公文惯例及形制，如上行文种，前衔一般要署行文者的官衔全称和姓名，或者在文尾落款日期下再具后衔，写出行文者的官衔和姓名。平行文与下行文前衔下只写姓，不写名。[3]只有了解这些规则和惯例，责任编辑才能对书稿中各文件之间的关系具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书稿中将清政府对各旗牧地、王公马厂、官办牧厂、台站地、召庙地、绥远城八旗牧厂等各类土地的丈放进行了分类整理，这就还要求责任编辑要掌握清政府统治蒙古地区而实行的盟旗政治体制的主要内容及其在这一政治体制下实行的不同于内地的土地政策。书稿中的档案文件分类时涉及察哈尔地区、绥远地区、河套地区等历史地理概念，又要求责任编辑了解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历史地理概况。除此之外，档案内容还涉及大量官职名称、历史人物姓名及垦务机构名称等内容，这都要求责任编辑具备相关内容的历史学专业知识。只有具备这些基本背景知识，才能对档案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整体把握，对相关分类和标题进行精准编校。这也再次给从事学术类及专业类图书出版的出版社以启示：在提高编辑编校技能的同时，应注重和鼓励编辑提高自身的学科素养及学术能力，只有具备更高的学科素养，图书编辑才能轻松驾驭专业书稿，编校技能才能精准发力。

(二)历史档案类图书编纂体例要根据内容特点进行创新

历史档案的出版，须经过选题、查找、考订、转录、点校、编排等环节，然后才能付诸出版。档案类图书的出版过程中，既有编纂者付出的智力劳动，也包括出版机构在档案类图书的装帧形式和效益等方面付出的劳动。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也要分工明确。

作为编纂者，首先要确定编纂体例，这是出版工作进入编排环节后得以顺利推进最重要的前提，而编纂体例也是体现档案文献内在逻辑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历史档案类图书的编纂体例需要按照文献内容和形式的特点进行确定，这就形成了历史档案类图书编纂体例各异的现状，也同时为编纂者创新编纂体例提供了很大创新空间。《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在内容编纂体例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书稿按时间和内容相结合的原则将所有档案分为垦务大臣行辕、察哈尔垦务、清查土默特地亩、地商报效渠道、官修后套河渠及渠地放垦等二十大类。每大类内，编纂者并未将所有档案简单、绝对地以时间先后排序，而是在确定的前提下对档案进行了整理和合并编排，一是将“档案之间明显存在行文关系的”，以主件和附件的关系合并为一件，其中以主件内容为准拟题，二是将多件档案间隶属于同一事项的，合并为一组，组成一个小合并(书稿中以“◆”为标志)。在编排时，文件按时间先后排序，具体原则为：“档案按时间先后排序，有年无月者，置于本年最后；
有月无日者，置于本月最后；
无日期者，置于本类最后。小合并以首件档案时间参与排序。”[4]这种整理和编排方式，既保留了历史档案按时间排列这一传统的编排方式，同时以行文关系和事件组成的各件和各合并项，最大限度地揭示了档案文件间的逻辑关系。按时间序列和按逻辑关系这两种编排体例并存互补，统一服务于查阅者的利用和检索，成为本部书稿内容编纂体例上的特色和创新。这样，既方便了利用者的阅读和利用，也是内蒙古地区档案类档案史料编纂体例的创新和大胆尝试，体现了编纂者较高的专业编研水平。

现代出版行业中，广义的编纂体例除编纂者确定的书稿内容的编排方式外，还应包括出版机构为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相得益彰和效益的最大化而在装帧设计上确定的图书形制。《内蒙古档案馆藏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为一部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档案类图书，其装帧设计风格从书稿内容特质出发，兼具阅读和利用方便性，采用右翻装订形式，十六开本，影印彩色印刷，文件图片外加标题，这既能最大程度保持档案原貌，又符合档案中繁体毛笔字的古典特质，还满足图片排列需要，做到了美观和实用兼具、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也体现了出版业者的审美情趣。

(三)要平衡把握保持原貌和编纂编校之间的关系

档案类图书的出版原则应以保持原貌为基本原则，不论是编纂者还是出版者，均不可对档案原貌进行随意增、减、修等，应尽可能地呈现原始档案的面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档案文献的客观性，并进而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档案文献的出版是为了方便利用者，编纂者和出版者适当地分类、编校和校勘又是必需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利于查阅者的使用。这就要求档案类图书在出版时要平衡把握保持档案原貌和编纂编校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在分类、拟题等基础上采用扫描影印等印刷工艺外，出版行业中通常做法是在书稿后附带校勘说明，以对在编纂过程中出现的人为校勘因素作出集中说明。这是一个可行且必要的处理方法，编纂者应积极采用。

历史档案的出版意义重大，历史档案类图书的编纂出版过程是一项烦琐、专业的工作，需要编纂者和出版者以更大的热情和更高的专业素养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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