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研究

丁志华，张鑫，王亚维

生活垃圾污染已成为我国面临的十分严峻的环境问题。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2020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2.35亿吨。解决垃圾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每个公众的参与，居民应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责任。为了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中国自2019年7月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旨在促进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推广垃圾分类仍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垃圾混投行为仍大量存在，居民垃圾分类参与度不高（Tong et al，2020）。垃圾分类行为作为中国新兴的亲环境行为，居民对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可能缺乏理解，政府除了通过政策条例这种制度层面的力量来约束和治理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以外，还需要充分利用宣传教育等信息激励措施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因此，深入探讨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制定出具体有效的信息激励措施，对深入推广垃圾分类政策意义重大。

在亲环境行为领域，当前研究将个人和外界情境视角不断融合，探究特定情境因素对个人心理认知及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徐林等，2017）。比如，李创等（2021）研究发现消费促进政策通过感知价值和感知风险对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影响。信息激励是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重要情境因素，以往有研究证明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具有促进作用（李玮等，2021），但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仍缺乏深入探究。此外，心理认知因素是影响居民行为意愿发生的根本原因，大量学者就个体心理认知因素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比如，申静等（2020）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均能够直接影响垃圾分类意愿；
Wang et al（2019）基于规范激活理论发现后果意识和责任归属通过影响个人规范间接影响垃圾分类意愿。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尝试引入其他心理认知因素解释个体亲环境行为。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作为扩展平行过程（EPPM）模型中的核心心理认知因素，常被应用于健康行为领域研究（Liang et al，2018），在亲环境行为领域研究较少。垃圾分类作为一种亲环境行为，感知威胁与感知效能是否可以作为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的解释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信息发布主体方面，过去政府对社会话语权具有一定的垄断力，担当信息发出者的角色，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激活了普通民众的发声渠道，信息的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目前信息传播拥有双重话语空间，即政府和民间（非政府）的双重舆论场，官方话语空间是以官方大众传播媒体、文件和会议为主要载体，政府部门是主要信息源，非官方话语空间主要依靠互联网、人际传播渠道为主要载体，民间社会为主要信息源（何舟等，2010）。政府和民间主体共同构成了当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来源。因此，人们可以从政府和民间两类渠道获取垃圾分类相关信息，过去的研究证明官方和非官方信息对个体心理认知和行为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王晓楠等，2020；
杜智涛等，2021），然而这种差异对于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作用仍值得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以垃圾分类的推广为研究背景，从信息激励的角度将信息激励按来源主体划分为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以探究不同来源主体发布的信息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为政府部门提出促进个体垃圾分类行为的政策措施。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本研究综合运用“刺激-机体-反应”模型和扩展平行过程模型，将信息激励、感知威胁、感知效能纳入同一分析框架，通过实证分析并揭示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第二，本研究证明了感知威胁、感知效能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的中介作用，即信息激励是否会通过感知威胁、感知效能这一作用机制来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从而将EPPM模型拓展至垃圾分类这一亲环境行为领域；
第三，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当前信息传播的双重话语空间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差异，从而将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整合到了共同研究框架下，拓展了垃圾分类领域的研究。

（一）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

信息激励是指利用宣传媒介等手段增强对相关活动的了解，并使个体对相关行为的感知价值最大化（Burnkrant et al，1975）。在营销领域，学者将其划分为促销信息激励和在线评论信息激励，前者来源于商家的广告宣传，而后者来源于购买者的体验和评价（Xu et al，2017）。结合现实情况和参考文献，本文将信息激励按照来源主体的不同进一步细化，分为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根据“刺激-机体-反应”（SOR）模型，个体在受到环境中的各种刺激后会形成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可以是情感状态的也可以是感知状态的，进而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Jacoby，2002）。而关于信息激励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信息激励是能够约束和引导个体产生行为改变的重要工具，通过媒介对信息的传播可以影响个体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张萍等，2016）。因此，信息激励作为一种外部刺激，可以增强居民对相关知识的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心理状态和认知建构，从而促使居民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相关行为活动中。此外，信息行为模型也指出，个体所拥有的相关信息会对行为实施意愿和实际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Dawson，2018）。垃圾分类作为中国刚兴起的亲环境行为，居民对相关信息缺乏了解，政府需要通过信息激励影响居民的心理状态和认知建构，因此，信息激励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信息激励可以加强消费者对环境问题以及自身行为的理解，有利于促进可持续消费行为（Chen et al，2012）。例如，通过电量信息反馈，居民会调整自己的用电行为，减少用电量，信息反馈对家庭节能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Buckley，2020）；
在绿色产品购买行为领域，将产品包装上添加商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相关信息有利于消费者做出环保决策行为（Li et al，2017）。另外，在雾霾污染问题中，Wang et al（2018）指出，如果个体对雾霾污染相关信息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会更愿意减少自己的驾驶行为，并支持他人采取该行为。而在垃圾分类行为中，李玮等（2021）认为宣传教育信息能够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因此，本研究得出假设：

H1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

H1a官方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

H1b非官方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正向的影响。

（二）信息激励、感知威胁、感知效能与垃圾分类意愿

国内外学者的劝说效果的研究中，基于恐惧诉求研究的扩展平行过程模型（EPPM）占据主流地位，该模型的两个重要变量为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Witte，1992）。感知威胁为个体感知到的在生存空间中可能存在的危害，这主要由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两大维度组成，感知严重性侧重于威胁的重要性或严重性，而感知易感性侧重于所经历威胁的可能性（Maloney et al，2011）。感知效能为个体感知到信息中所给出的行为能够有效降低当前威胁的程度，主要包括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两个维度，自我效能侧重于个体在实施相关行为后能够有效规避威胁的信心，而反应效能侧重于该行为本身能够应对威胁的有效性（Witte，1996）。当前，日益严重的垃圾污染问题将会对生态环境和个人身体健康造成无法预测的危害，而信息激励会使居民对垃圾污染问题的了解愈发深刻，从而调动其心理认知，进而使信息激励的劝说效果得以彰显。因此，本文以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机制。

感知威胁与感知风险概念相近，信息激励对感知威胁具有正向影响，主要因为随着信息传递层级和范围逐渐扩大，个体感知的风险和威胁也具有放大效应（Kasperson et al，1988）。信息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个体的感知威胁，是影响感知威胁的重要因素之一（Perko，2014；
Adamsetal，2013）。例如，研究指出媒体信息能够增加公众的风险感知，从而促进或抑制个体的相关行为意愿（Murdocketal，2017）。个体在面对当前环境状况时，尽管无法亲身感受与之相关的环境威胁，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个体能够通过信息传播第一时间获得有关的风险信息，并通过风险的扩大效应强化自身的威胁感知。因此，本文认为，无论何种来源的信息激励，垃圾分类信息都会引发个体对垃圾污染问题的关注，使个体意识到当前垃圾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对自身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正向影响个体的感知威胁。

进一步，感知威胁激发了个体采取亲环境行为的意愿。当个体感知威胁越高时，为了能够降低当前的感知威胁，个体越倾向于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相关行为，比如垃圾回收、绿色消费和节约能源行为等（Sapcietal，2014）。李伟等（2021）在对消极拟人化信息框架和居民环境行为影响研究中发现，感知威胁对亲环境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Ban et al（2017）研究表明当个体意识到生态破坏等相关环境威胁时，他们更愿意致力于环境保护行为。基于上述相同的逻辑，在垃圾分类这类保护环境行为情境中，当人们的感知威胁越高，其进行垃圾分类的意愿也就越强烈。因此，本文得出假设：

H2感知威胁在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H2a感知威胁在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H2b感知威胁在非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感知效能为个体感知到信息中所给出的行为能够有效降低当前威胁的程度，主要包括自我效能和反应效能两个维度。首先，信息激励能够增强个体的感知效能，增强个体实施某种行为的知识与动力（Sussmanetal，2016）。对于垃圾分类行为，个体通过信息激励获取环境知识，意识到垃圾分类行为本身及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善垃圾污染问题，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心理动力，即增强了个体的感知效能。以往已有大量研究证实环境信息能够提升个体的感知效能，Sivek etal（1990）研究发现环境教育项目能够提升个体的环境感知效能和环境行为意愿，Huang（2016）研究发现感知效能可以通过全球变暖警示信息直接或者间接地促进个体的亲环境行为。

进一步，感知效能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正向影响。由于行为的结果因素可以激发和增强行为的动机，能够调节个人的行为，当个体拥有较高的感知效能时，其对该行为以及自身实施该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较高信心，也就更倾向于实施亲环境行为（White et al，2019）。以往研究也表明当个体具有较高的感知效能时，其亲环境行为的意愿更强（Huang，2016）。在垃圾分类行为中，Zhang et al（2017）等研究发现，对于更加了解垃圾分类意义的学生，即感知效能越高的学生，其垃圾分类意愿更强。因此，本文得出假设：

H3感知效能在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H3a感知效能在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H3b感知效能在非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

在官方和非官方信息影响力的比较中，官方信息与非官方信息的本质区别在于官方信息通过由政府掌控的官方媒体发布，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更多的是充当政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工具（王法硕等，2020），倾向于从宏观层面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官方信息不受政府观念的影响，侧重于民意诉求和个人利益表达（Limetal，2011），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人自身利益。以往研究认为由于官方来源的信息内容和数据相对可靠，可信度较高，官方信息影响力高于非官方信息（王晓楠等，2020）。但对于由政府主导推广的垃圾分类行为，大众通常认为官方发布的垃圾分类信息代表国家立场和政府观念，垃圾分类同自身利益关系较远，会将垃圾分类行为视为一种利他主义行为，而非官方信息不受政府观念影响，侧重于民意诉求和个人利益表达的特性使得大众认为非官方发布的垃圾分类信息取决于民间主体对垃圾分类的感受和认知，更有可能被认为是与普通人的生活和利益密切相关，代表民间的普遍想法，大众可能更愿意倾听民间的各种声音再进行综合判断。因此，在两种信息源的比较中，垃圾分类相关的非官方信息影响力可能大于官方信息影响力，对大众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意愿影响程度更高。大众倾向于相信并接受非官方信息，并将民间信息融入自身行为决策中，相信并模仿他人的意志，使得非官方信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Sun，2013；
Gvili et al，2016）。另外，与官方信息相比，非官方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掌握了信息发布的主动权，相比于政府单一信息来源的信息，个体更愿意关注和处理来自民间多个信息源的信息（Edell et al，1989），公众对其接受程度可能更高。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以下问题：在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中，官方和非官方来源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官方和非官方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差异？

Q1官方和非官方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Q2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官方和非官方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差异？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信息激励（官方/非官方）、感知威胁、感知效能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模型。

图1 信息激励、感知威胁、感知效能对垃圾分类意愿影响机理图

（一）变量选择与问卷设计

本研究问卷变量的衡量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所有构念的测量题项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本文的研究情境进行修改调整得到，每个变量均采用多测量项目进行衡量。对于外文量表，采用回译方法对量表进行翻译，保证量表措辞的准确性，避免产生歧义。

自变量：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两个变量参考Xu et al（2017）和Lee et al（2011）的研究并加以改编。官方信息激励包括三个题项，“我经常浏览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我经常关注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相似的，非官方信息激励也包括三个题项，“我经常浏览非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我经常关注非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非官方媒介发布的垃圾污染及分类相关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

中介变量：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两个变量参考Witte et al（1996）的研究进行改编。感知威胁包括三个题项，即“我相信垃圾污染带来的威胁是严重的”“我相信我受到了垃圾污染带来的威胁”“我相信垃圾污染问题与我密切相关”；
感知效能包括三个题项，即“政府所倡导的垃圾分类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是有效的”“实施垃圾分类能够有效降低垃圾污染所带来的威胁”“我认为垃圾分类在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有一定作用”。

因变量：垃圾分类意愿三个题项参考Stoeva et al（2017）的量表设计，“我愿意每天都对家里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我打算从现在开始每天对家里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我将会克服困难坚定地实施垃圾分类”。

控制变量：问卷最后加入性别、年龄、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用来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并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首先进行预调研，将问卷随机发放给30余名受访者，根据受访者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以确保问卷设计测量题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以及措辞的清晰准确。2021年10月，在问卷星平台上正式发放问卷，共收取问卷586份，剔除重复问卷、各项目打分完全相同的问卷以及填写用时较短的问卷后，筛选出有效问卷51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在所有受访者中，男性241人，占比46.6%，女性276人，占比53.4%。年龄方面，年轻群体占比较多，30岁及以下群体占比约60%。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25和Amos25统计软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克朗巴赫系数进行信度检验，为了保障测量结果与考察内容相吻合，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
其次，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判别效度和聚合效度检验，运用路径分析探讨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影响关系，验证本研究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假设；
最后，利用逐步回归法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本文假设。

（一）描述性统计

各个潜变量是由多个观察值衡量，在对各观察值取平均值后得到各样本的潜变量衡量情况，并对该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均值处于3～4之间。具体统计分析如下：官方信息激励（3.878）高于非官方信息激励（3.691），表明个体对官方发布的垃圾分类信息推广关注较多；
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均在3.7左右，表明个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到当前环境带来的威胁以及自身行为能够对环境做出的改变；
垃圾分类意愿值为3.68，表明个体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垃圾分类意愿。具体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信效度分析

通过信度分析发现，各变量的克朗巴赫系数均在0.75以上，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具有较高的信度。

为了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首先对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然后再进行因子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44，大于0.7，p值＜0.01，即相关关系矩阵和单位矩阵存在显著的差异，适合进一步做因子分析。在利用主成分提取法和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提取后，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5个因子，5个因子总体解释了变量72.05%的差异，每个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0.4，公因子方差大于0.6，说明结构效度良好。

（三）模型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综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是用来分析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元统计方法。本研究运用Amos25完成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和假设检验。

1．模型信效度检验

从表2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可以看出，各项观察值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表明潜变量对观察值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各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75，模型信度较好，潜变量各观察值之间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聚合效度方面，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均大于0.5，量表的收敛有效性是可以接受的。判别效度方面，各变量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两两相关系数，各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综上，模型涉及量表的所有题项的信效度检验结果满足相应条件。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

2．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模型的拟合优度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卡方自由度比为2.37，低于3，RMSEA值为0.05，CFI值大于0.9，模型拟合结果良好。

表3 模型拟合指标

3．路径分析

主效应分析：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官方信息激励会正向影响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β=0.174，p＜0.01），同样地，非官方信息激励也能够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β=0.236，p＜0.01），假设H1a、H1b得证。进一步地，非官方信息激励的路径系数高于官方信息激励的路径系数，表明相比于官方信息激励，非官方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直接影响更大。

中介效应分析：对于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的关系中，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起中介作用，官方信息激励会正向影响个体的感知威胁（β=0.323，p＜0.01）和感知效能（β=0.263，p＜0.01）。进一步，感知威胁（β=0.192，p＜0.01）和感知效能（β=0.200，p＜0.01）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假设H3a、H4a得到验证，即感知威胁、感知效能在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类似地，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非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中介作用，非官方信息激励会正向影响个体的感知威胁（β=0.479，p＜0.01）和感知效能（β=0.411，p＜0.01），进一步地，感知威胁（β=0.192，p＜0.01）和感知效能（β=0.200，p＜0.01）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假设H3b、H4b得到验证。对于官方/非官方信息激励对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的影响关系中，非官方信息激励对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的路径系数高于官方信息激励的路径系数，表明相比于官方信息激励，非官方信息激励更能够激发个体的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进而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

4．模型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得到路径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一步研究本文假设。对于官方信息激励，其总效应（β=0.435，95%CI=0.349～0.522）、直接效应（β=0.196，95%CI=0.103～0.289）、感知威胁间接效应（β=0.150，95%CI=0.080～0.199）和感知效能间接效应（β=0.089，95%CI=0.044～0.128）均显著，即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中起平行中介作用。对于非官方信息激励，总效应（β=0.472，95%CI=0.392～0.551）、直接效应（β=0.239，95%CI=0.146～0.332）、感知威胁间接效应（β=0.145，95%CI=0.078～0.201）和感知效能间接效应（β=0.088，95%CI=0.040～0.137）同样均显著，表明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起中介作用。该部分的分析结果与上文路径分析完全一致，中介分析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研究构建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影响机制的中介效应模型，如图2所示，模型不仅验证了官方/非官方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机制，即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而且还发现相比于官方信息激励，非官方信息激励对感知威胁、感知效能及垃圾分类意愿影响更强。

图2 假设检验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SOR理论和EPPM模型，构建信息激励、感知威胁、感知效能与垃圾分类意愿的关系理论模型，通过对500余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本研究审视了信息激励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官方/非官方信息激励不仅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可以通过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对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在官方/非官方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以往研究仅证实信息激励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Wang et al，2019），缺乏将信息激励这一情境因素同个人心理认知因素进行融合探讨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从EPPM模型出发，选取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作为信息激励与垃圾分类意愿的中介变量，将EPPM模型的应用从健康行为领域扩展至亲环境行为领域，丰富了信息激励作用的“黑箱”，验证了信息激励与行为意愿之间的解释机制。

第二，本研究根据当前信息传播的双重话语空间（何舟等，2010），结合现实情境和过往参考文献，将信息激励按来源主体进一步细分，将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放在共同研究框架下，探讨不同来源信息激励对个体心理认知和行为意愿的影响作用及差异。通过对官方/非官方信息激励路径系数进一步地分析发现，非官方信息激励的作用大于官方信息激励的作用，在非官方信息的影响下，居民能够产生更高的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也更能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

（二）管理启示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垃圾分类信息激励，完善各渠道媒介传播机制。前文的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激励对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具有重要作用。垃圾分类作为中国刚兴起的社会行为，居民对于垃圾分类行为及意义仍缺乏理解，垃圾分类的信息传播力度有待提升。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媒介信息传播渠道，例如可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介渠道加大垃圾分类信息的宣传力度，通过信息激励使居民形成优良的生态环境观念，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激励的作用。

第二，信息传播内容方面，政府可以调整垃圾分类宣传信息的内容框架，突出当前垃圾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居民行为能够为解决当前垃圾污染问题做出努力。通过中介机制的研究发现，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能够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当前政府对垃圾分类的宣传更多集中于明确垃圾分类标准，指引居民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未来，信息宣传内容可以强调垃圾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垃圾分类的有效性，通过对垃圾污染问题造成的威胁以及自身垃圾分类行为能够改善当前问题的具体化信息报道，进一步调动居民的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进而促进居民垃圾分类意愿。

第三，信息发布主体方面，政府应当重视非官方媒介的信息激励作用，鼓励非官方媒介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和舆论引导。当前居民通过官方媒介获取垃圾分类信息的程度高于非官方媒介，但实证研究表明居民受非官方信息激励的作用更能促进垃圾分类意愿，因此，政府应当鼓励非官方媒介以及居民间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扩展居民获取垃圾分类信息的非官方渠道，鼓励有影响力的非官方媒介、社会组织和个人加强垃圾污染相关环境问题的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垃圾污染问题的关注，从而促进居民更好地实施垃圾分类行为。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局限。研究方法层面，本文的数据基于问卷调查取得，尽管问卷调查仍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但由于行为意愿的测量依托于自我报告，测量结果和实际行为可能仍存在一定差异，未来可以开展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现场实验研究，弥补问卷调查行为意愿自我报告的不足。研究内容层面，本文虽然将信息激励按照来源主体划分为官方信息激励和非官方信息激励并探究其对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但是没有进一步地去考虑信息激励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例如是以图片动画形式还是以文字形式进行信息激励，是以积极的信息内容框架还是消极的信息内容框架向个体进行展示，未来可以将信息激励进一步细化，丰富信息激励对垃圾分类行为的相关研究。另外，对于信息激励和垃圾分类意愿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运用EPPM模型中的感知威胁和感知效能作为它的解释机制，是否还存在其他替代解释来丰富二者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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