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亚涉疆反华的媒体操控及我国对中亚传播的策略探索*

王 飞，杜松平

（1.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划为 “战略竞争者” 和 “生存威胁” ，其对华战略框架加速向恶性 “遏制” 框架转变，其表现是 “对中国实施广领域、全方位的打压遏制”[1]，并通过各种地缘战略，如 “印太战略” “中亚战略” 等对中国进行包夹、制衡与孤立，遏制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在中亚以反俄为核心。但有迹象表明，美国中亚战略的反俄倾向已经明显减弱，目前美国的中亚战略已转向以反华为主。①参见伊·阿·萨弗兰丘克、戴惟静《美国的中亚政策：反俄与反华倾向》,《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8年第2期，第199页。近年来，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各方面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合作，已经融入并受益于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美国很难从经济方面撬动中亚与中国脱钩，遂采取 “非对称性” 手段煽动中亚地区的反华情绪，最明显的就是炒作涉疆议题，使之外溢到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特别是，由于中亚和我国新疆存在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特殊联系，涉疆反华议题成为美国离间中亚和中国关系的一个较为清晰和趁手的战略工具，而且美国还在不断对该战略进行 “补充和完善” 。正如俄罗斯专家阿列克谢·福明(Алексей Фомин)所指出的， “冷战2.0” 时代即将到来，根据美国在中亚的目标、原则和能力，在未来几年中，美方将继续支持煽动该地区的反华情绪，继续针对新疆的自由、人权和宗教问题发力。②参见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фронт сверхдержав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реальность или миф?，网址: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39523-informatsionnyj-front-sverhderzhav-v-tsentralnoj-azii-realnost-ili-mif.html.访问日期2021年6月25日。全球化从未终结地缘政治，只是改变了地缘政治的性质，甚至使其更加复杂。国家间关系以及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影响了国际话语力量的关注焦点和话语生产力量的分配。

目前，美国通过操控各种力量和工具在中亚制造涉疆反华舆论，妄图重塑中亚的涉疆涉华舆论场，锁定和压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增长的空间和水平。本文将深度解析美国在中亚涉疆反华议题上的媒体操控策略，挖掘并暴露出那些辅助媒体操控的隐性手段，全面呈现美国涉疆反华的媒体战略路线图。同时，本文也试图提出我国在对中亚传播中可以做出的战略安排和调整，以反制美国在中亚涉疆反华的无底线媒体操弄，扭转我国在涉疆涉华舆论场中的被动局面。

美国实现操控他国舆论的惯用伎俩之一是在当地建立直属媒体平台。就中亚五国而言，美国在当地的媒体操控主要平台是自由欧洲电台（全名为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全球统一标识为RFE/RL）。近年来自由欧洲电台借助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中亚地区的媒体布局方面，并没有设纸质媒体，而以电子媒体和社交媒体为主，覆盖广播、电视台、网站和社交媒体，追求信息发布速度和传受互动效果（如表1所示）。中亚自由欧洲电台在承担向中亚输出所谓的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的同时，也扮演了制造涉疆议题和传播反华舆论的重要角色。

表1 自由欧洲电台的中亚媒体布局

（一）在生产数量上，2017年后涉疆反华议题被大肆炒作

本研究对中亚五国自由欧洲电台2017—2020年的涉疆反华报道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从2017年开始，自由欧洲电台大肆在中亚炒作 “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议题，污名化新疆。相关报道数量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连连爆出高点（如图1所示）。

图1 2017—2020年中亚五国自由欧洲电台（俄语网站）涉疆报道数量

自由欧洲电台哈萨克斯坦分支甚至不到每两天便产出一篇涉疆负面报道。由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体环境较为宽松，这两国的自由欧洲电台在地缘、资源和人员方面具有更核心的地位，涉疆反华内容产出频率高，数量大，向外辐射力量强。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的涉疆报道近50%转载自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自由欧洲电台。从历史背景来看，苏联解体后，欧美媒体立即进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通过标榜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念，迅速取代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成为当地民众一种认知世界的稳定经验系统。中亚民众普遍表现出对苏联时期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拒斥，将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等西方媒体视为自由世界的媒体标杆。当大量污名化的涉疆叙事进入中亚五国时，缺乏多元信息来源的普通民众自然会很容易被这些虚假叙事所蛊惑和煽动。

（二）在议题生产上，兼顾全球共振和地方化议题改造

美国在涉疆反华的议题构建上通常采用两种策略。一是议题的全球化共振策略，二是议题的地方化改造策略。前者依托 “美西方媒体联盟向全球提供统一的涉疆议题和价值定性”[2]，并且利用多语种（英语、俄语和中亚地方语言）媒体矩阵生产大量同质化的涉疆虚假话语，淹没中方的真实发声，从而主导世界各国对涉疆议题的价值判断走向；
后者接驳中亚各国的地方特质，如民族、宗教关系等，对涉疆议题进行地方化改造。

一方面，在提供统一的涉疆议题和价值定性方面，中亚自由欧洲电台大量转引或转载同样受美国资助的媒体机构、NGO以及研究机构的涉疆素材，形成全球涉疆议题的话语共振。媒体方面除了同属美国国会控制的自由亚洲电台(RFA)和美国之音(VOA)之外，还包括欧亚网(Eurasianet)、科达故事(Coda Story)、美杜莎(Медуз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
研究机构包括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等；
公共组织包括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VCMF)、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美国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等。中亚自由欧洲电台和这些媒体（机构）紧密配合，形成了涉疆反华议题的全球共振（如图2所示）。

图2 中亚自由欧洲电台涉疆议题的生产及流转系统

国际新闻报道需要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国内新闻生产的投入。中亚地方媒体由于经费、技术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普遍缺乏在华通讯社等外派机构，难以获得关于中国新疆的第一手信息，那些受到美西方操控的涉疆叙事会进入中亚媒体视野中，进而被转引，转载。因此，部分中亚国家舆论场中的涉疆反华叙事出现了被美西方主导的局面。

另一方面，为迎合中亚受众的信息接受偏好，自由欧洲电台采用议题地方化的策略，增加涉疆议题与地方受众的相关性。中国新疆和中亚接壤，双方存在一些跨界民族，如我国哈萨克族（中亚哈萨克人）、柯尔克孜族（中亚吉尔吉斯人）等，他们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族群记忆等方面存在共性。自由亚洲电台在进行涉疆报道时往往利用这些共性，污称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这些跨界民族在人权和宗教方面受到迫害，煽动中亚民众产生基于信仰和种族的超国家的反华情绪。例如，哈萨克斯坦自由欧洲电台分支污蔑称 “有20万哈萨克族人被囚禁在新疆营地中” ，吉尔吉斯斯坦自由欧洲电台分支则热炒 “有5万吉尔吉斯人被囚禁” ，中亚地方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都转载了此类报道。同时，美国操控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所谓 “人权组织” 在媒体上反复呼吁该国政府向中国施压 “解救同胞” ，妄图自下而上地倒逼政府决策。

（三）在报道设计上，防止我国进行舆论翻转

就美西方及其盟友有关涉疆议题的造假和污蔑，中国政府和民间动用各方面力量进行有针对性地阐释、澄清和反击。但中亚自由欧洲电台往往采用多种剪裁和扭曲的话语生产方式，在其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挤压中国涉疆话语表达空间，来阻止我国在涉疆国际舆论场中的舆论翻转。

首先，故意在我方辟谣信息发布之后借题发挥，乘机编造大量虚假信息。我方的辟谣信息并非无法进入中亚五国，但是往往会被这些媒体组织加以改造和利用，他们不是单纯地否定我方陈述的客观事实，而是在 “客观地” 传递了我方正面辟谣信息后，紧接着围绕这些议题大量发布新的虚假负面消息，进而迅速淹没我方的事实陈述。例如， “自由欧洲电台吉尔吉斯斯坦分支在2019年11月20日发布了阐明中国新疆方面态度的辟谣文章《新疆当局称泄漏的‘营地’文件系‘伪造’》，但在其后数日连续发表负面文章《泄露文件揭示‘奥威尔式’新疆监视系统》（11月25日）、《在苏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疆‘难民营’囚犯谈论酷刑》（11月27日）、《人权活动家要求不要向中国遣返两个哈萨克族人》（12月10日）、《哈萨克斯坦独立日举行抗议集会》（12月16日）、《足球运动员厄齐尔支持维吾尔族》和《文件泄漏：新疆的‘奥威尔式’监视系统和‘国家恐怖’》（12月20日）”[3]。

其次，美国通过资助或控制国际媒体机构，纠集盟友就涉疆事件集体表态，把美国单方面编造的涉疆话语包装成为貌似经过多国或 “权威机构” 所 “认证的事实” ，以此对冲、质疑中方话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例如，他们在报道中惯用的话语伎俩有：
“欧洲议会呼吁(Европарламент призывает)” “数十个国家的驻联合国大使谴责(Послы десятков стран при ООН осудили)” “国际特赦组织 呼 吁 (Организация Amnesty International назвала)” 等等。当然，这种操控涉疆反华舆论的手段并没有完全蒙蔽中亚民众，在当地政府和学界中还是有一些人士对美国的舆论操控保持清醒。塔吉克斯坦学者谢尔佐德·沙米耶夫(Шерзод Шамиев)就建议塔吉克斯坦不应当参与美国在中亚地区操控的反华舆论活动，政府应该出台更为务实的新闻出版政策，以保护塔吉克斯坦民众不受来自西方操控的社交媒体、电视频道和You Tube等宣传信息的影响。①参见 Шерзод Шамиев,Битва нарративов во время коронакризиса и 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таджик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网址:https://cabar.asia/ru/bitva-narrativov-vo-vremya-koronakrizisa-i-ee-vliyanie-na-tadzhiksko-kitajskie-otnosheniya.访问日期2020年5月30日。

再次，对中国官方文件进行任意偷换概念和组合，通过颇有心机地对 “新闻素材” 进行裁剪和重组，解构我国辟谣信息的信度和效度。例如哈萨克斯坦自由欧洲电台《中国发布职业培训中心报告：770万新疆居民参加》一文污称， “6年来共有770万人参加了‘教育营’” 。实际上，该数据是对我国发布的《新疆的劳动就业保障》白皮书的断章取义和极力歪曲。该白皮书指出 “据统计，2014年至2019年，全疆年均培训城乡各类劳动者128.8万人次”[4]。结果却被自由欧洲电台借题发挥，偷换概念，以129万的平均数据乘以6，伪造出770万人参加 “教育营” 的结论，为其长期污蔑的 “至少一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营地” 的说辞提供伪证。

（四）在媒介平台的使用上，全力转向社交媒体，加速涉疆反华议题的流动与覆盖

近年来，美西方及时调整对外传播媒体布局，增加了对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投入，追求信息发布速度和传受互动效果，反华信息的共振力度与群体覆盖面均有所增加。通过对中亚自由欧洲电台各媒体平台的综合分析发现，自由欧洲电台的涉疆反华议题不仅覆盖了其在当地的广播电台和门户网站，而且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之间交叉转载，充分流动，加大了涉疆反华信息的共振力度和群体覆盖面。自由欧洲电台在中亚地区很早就实施媒体平台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就社交媒体而言，自由欧洲电台的社交媒体公众号不仅建立时间早，平台覆盖种类多，在脸书、油管、推特、照片墙、同班同学、保持联系、电报等都建立了公众号，而且这些公众号发帖频率高，积累了数量较大的粉丝群体，在当地年轻人中影响力日益增强。例如，吉尔吉斯斯坦自由欧洲电台的You Tube俄语账号有133万粉丝，而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数据统计委员会的数据，该国人口2020年为652万人②参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官网《吉尔吉斯斯坦人口》，网址:http://www.stat.kg/en/statistics/naselenie/.访问日期2020年12月29日。，这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自由欧洲电台已经覆盖了该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如表2所示）。该账号在2017—2020年共发布涉疆反华视频211条，播放总量达数千万次，拥有极强的信息覆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加之社交媒体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意见交流平台，其间流通的很多内容表现出重情绪、轻信息的传播特征，意见的交流也呈现出非理性的浑浊状态。当地某些用户甚至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资助，积极转载并发表负面评论。对涉疆事件的非理性表达往往被反华媒体作为所谓的 “民意” 。中亚的一些媒体专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国的情报中心和媒体在操控中亚的社交媒体，发动意识形态信息战，建立广泛的 “亲美” 认同。

表2 美国自由欧洲电台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社交媒体账号的影响力

美国除了使用自由欧洲电台操弄中亚地区的涉疆反华议题之外，还通过培育地方非政府组织(NGO)，加大媒体援助培育地方媒体，培育民间反华力量和煽动当地宗教团体和组织等其他较为隐蔽的方式达到涉疆反华议题生产的 “系统化” 和 “规模化” ，辅助媒体进行意见表达。

（一）培育中亚涉疆反华的非政府组织

美国资助了哈萨克斯坦的 “阿塔朱尔特” 组织（Атажұрт еріктілері祖国志愿者），该组织负责人是赛力赞·比拉什（原中国新疆籍），出境后加入哈萨克斯坦国籍。该组织在美国的资助下，已经成为专门捏造 “新疆压迫少数民族话题” 的马前卒。他们建立了所谓 “受害者数据库” ，声称记录了 “数千个在新疆有家属被囚禁的哈萨克族人的故事” ，并捏造了 “新疆教育营中有大约50万哈萨克族人” 的谎言。自由欧洲电台(RFE/RL)曾在报道中把比拉什称为 “第一个提出有关对中国对少数民族压迫和新疆存在‘政治再教育营’问题的人” 。

“阿塔朱尔特” 组织与自由欧洲电台狼狈为奸，炮制了大量关于 “新疆哈萨克族被压迫” 的虚假信息。这类美国资助的NGO与美国控制的媒体机构在捏造涉疆反华的信息文本和价值立场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民间舆论场和专业媒体间的舆论合力和话语共振。

（二）培育民间社会作为涉疆反华力量

中亚各国官方均认可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方面的合作，因此美国及西方盟友的煽动很难撼动中亚官方对中国的外交政策。2019年7月，36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新疆，其中就包括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虽然没有加入联合声明，但两国总统均公开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时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Со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还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纯属中国国家内部事务，并且没有 “柯尔克孜族被关押” ，向该国国民澄清事实。因此，西方反华学者弗朗西斯科·奥莫斯(Francisco Olmos)别有用心地认为中亚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实用主义，不管国内的反对情绪，称（中亚政府和民间）没有出现 “共享的、浪漫的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团结” 。①参见 Francisco Olmos，Pleasing China,appeasing at home:Central Asia and the Xinjiang camps，网址:https://fpc.org.uk/pleasing-china-appeasing-at-home-central-asia-and-the-xinjiang-camps/.访问日期2021年8月15日。换言之，美西方意识到目前较难改变中亚官方与中国交好的形势，只能寄希望于 “民间社会的反抗” ，并且认为目前中亚已经具备一定的 “仇视新疆的反华情绪” ，但反华情绪没有彻底爆发出来并形成实质性后果，是因为民间社会和社会运动不够强大。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希望培养 “充满活力且反应迅速的民间社会” ，这样就能够在中亚地区煽动自下而上的涉疆反华的民间运动，在中亚地区培植起彻底亲美的政治力量，最终影响甚至是倒逼当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2019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已经拨款1 800万美元实施《中亚社会创新计划》(SICA)（2019—2024），下大力气在中亚五国年轻人中培养下一代民间社会领导人。①参见Social Innovation in Central Asia，网址:https://www.usaid.gov/central-asia-regional/fact-sheets/civil-society-supportprogram-central-asia.访问日期2021年8月20日。欧洲民主基金会(EED)也在为提高中亚的民间社会和独立声音为当地个人和组织提供财政支持。美西方意欲实施的 “涉疆反华情绪和涉疆反华力量双重叠加” 的策略，如果不加以破解，可能会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际舆论环境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

（三）加大媒体援助，培育中亚地方媒体

媒体援助是美国在二战后发起的一种对外 “民主援助” 的方式，目的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有利于己的媒介场域环境，为其争夺和维护世界霸权地位服务。在数十年的媒体援助实践中，美国建立了系统的媒体援助战略和实施方案，并通过官方、非政府组织（NGO）和基金会等机构确保援助资金的稳定输出。苏联解体后中亚一度成为 “权力真空地带” ，美国利用多种手段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其中就包括媒体援助。美国对中亚媒体援助渗透了中亚地方媒体的各个层面，包括扶植独立媒体、建立媒体基础设施、（新）媒体教育培训、媒体法律、信息环境等，这些行为试图在中亚媒体和美国之间形成一个系统的依附体系：资本依附、价值依附、工具依附、技术依附和话语依附等。美国将利用这种媒体依附体系长期、稳定地获利，遏制其他竞争者。

美国向中亚媒体领域投放了数千万美元，近几年资本投放力度不断加大。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2017年出资1 065万美元在吉尔吉斯斯坦开展为期五年的MEDIA-K项目（2017.10—2022.09），培养所谓 “独立媒体” ，项目合作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媒介政策研究所（Media Policy Institute）以及11家吉尔吉斯斯坦媒体（NTS,TV1KG,kloop Media,Kaktus Media,Politklinika,Salam Radio,24.kg,Govori TV,Maral TV,Elgezit,Lubimyi TV)。②参见Cultivating Media Independence Initiative(MEDIA-K)，网址:https://www.usaid.gov/kyrgyz-republic/fact-sheets/cultivating-media-independence-initiative-media-k.访问日期2021年8月18日。2018年至2020年，上述受援媒体的受众平均增加了31%至54%。③参见USAID.Cultivating Media Independence Initiative(Media-K)，网址:https://www.usaid.gov/kyrgyz-republic/factsheets/cultivating-media-independence-initiative-media-k.访问日期2021年9月20日。201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决定在中亚再投1 500万美元开展《中亚媒体计划》（2018.10.1—2023.9.30）发展独立媒体。

美国通过培植独立媒体和异见人士，购买媒体认同，借其平台发布涉疆反华报道。哈萨克斯坦学者阿尔詹·伊斯马古洛夫（Альжан Исмагулов）指出，（美国）向我们的记者提供资金是一种养活记者的方式，以便这些记者以后可以播出美国人需要的东西。④参见Марсель Хамитов.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ДРЕССИРОВКА:ЗАЧЕМ США ВЫДЕЛЯЮТ ГРАНТЫ ЖУРНАЛИСТАM КАЗАХСТАНА?网址:https://ia-centr.ru/experts/marsel-khamitov/amerikanskaya-dressirovka-zachem-ssha-vydelyayut-grantyzhurnalistam-kazakhstana/.访问日期2021年10月5日。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被资助媒体中，克洛普（Kloop）和仙人掌（Kaktус）已经成长为该国较有影响力的媒体，它们和美国自由欧洲电台以及其他美国资助的媒体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大量发布和转载涉疆反华报道。美西方媒体和中亚本土媒体之间通过报道互转、议题互补等新闻话语生产策略，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紧密配合，形成了涉疆反华议题在中亚舆论场中的共振现象。中国媒体发布的真实涉疆报道进入一些中亚国家媒介场域后，面临一种被反华媒体共振过滤或边缘化的不利境况。同时，尽管公众可能接触到了真实信息，但由于反华媒体共振的强大力量，中国媒体所发布信息的可信度会被降低。

（四）煽动中亚宗教团体和组织

在苏联期间，苏联官方试图将宗教挤出公共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例如，当时吉尔吉斯斯坦只有39座清真寺。总体上共产主义主导了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世俗化特征。而在苏联解体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意识形态迅速退出中亚地区，因而在中亚五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种真空状态。另一方面，中亚五国独立后都面临着缺乏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的现实问题，他们既要尽快消除苏联在本地区的历史影响，作为新兴国家又要在全球彰显国家独立和民族特性。在这种理论与现实困境的选择中，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凝聚国民、重塑国家、追求社会正义的路径得到了当地某些政界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提倡。因此，中亚各国出现了一个重新伊斯兰化的过程，在官方和民间都出现了强调对穆斯林身份的认同，以及对本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信仰权力的呼求和关注。

2017年9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交媒体上爆发了有关缅甸政府军与罗兴亚穆斯林之间冲突的大讨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建立了缅甸穆斯林援助协调委员会，吉尔吉斯斯坦数十家伊斯兰教组织，如 “伊斯兰中心”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穆斯林大会” “木塔卡里姆” 等参与其中。该委员会从各种方面声援缅甸罗兴亚人，并开设了为罗兴亚人捐款的特殊银行账户。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托克托古尔·卡克锲克耶夫（Токтогул Какчекеев）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教已经高度政治化，在网上挑起对罗兴亚人的宗教情绪是为了打击中国（新疆）做情绪铺垫。①参见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КР по Мьянме–часть общемировой кампании，网址：https://vesti.kg/analitika/item/47702-vyistupleniya-musu lmanskih-organizatsiy-kr-po-myanme-%E2%80%93-chast-obschemirovoy-kampanii.html.访问日期2020年6月5日。美国利用中亚崛起的宗教意识，连篇累牍地抨击中国新疆对穆斯林权利的种种 “迫害” ，煽动中亚的宗教团体和组织加入到涉疆反华的联盟中，发表涉疆反华意见，误导中亚群众。吉尔吉斯斯坦观察家米德尔别克·卡根巴耶夫就此指出，在反华事件中宗教身份是一个影响因素。②参见 Кыргызстан и антикитай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网址:https://www.nazarnews.kg/news/30718.访问日期 2020 年 9 月15日。

2021年2月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其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把中国定义为 “最严峻竞争者” ，并且表示华盛顿会继续对抗他所认为的中国在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等领域所谓 “咄咄逼人” 的行动。这表明拜登政府将继续在涉疆议题上做文章。事实上，在涉疆问题上产出内容最多、最积极、最无底线的自由亚洲电台就是拜登在1989年倡议建立的。拜登政府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继承了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抛出中国政府 “正在系统地消灭维吾尔人” 这一荒谬言论。从美国的外交历史传统和现有政治生态来看，美国两党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其新自由主义路线和进攻性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未来一段时间，无论中方采取何种外交政策，美国政府都很难改变遏华反华的立场。但对于扭转美国在中亚舆论空间中造成的反华情绪，使中亚民众了解真实的新疆和中国，我们仍有很大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可以针对以下方面做一些调整和强化：

（一）调整媒体布局——用社交媒体的交叉覆盖补足传统媒体的有限覆盖

美国把信息战阵地搬到了中亚民众聚集的社交媒体平台。我国在传统媒体如报纸和电视节目方面在中亚已有覆盖，但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方面依然薄弱，在信息生产和传播方面难以和西方媒体抗衡。我国一些主流媒体的中亚分支机构在推特、脸书、照片墙等社交媒体上建立了账号，但同班同学、保持联系和电报等社交媒体平台覆盖不足。在语言使用方面，大多以俄语为主，但对中亚地方语言，如吉尔吉斯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的使用较少。而且，由于粉丝数量不大，我国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所生产的信息在用户转发、点赞和互动等方面不尽如人意，暂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交媒体账号，在引导中亚国家涉华涉疆方面的舆论影响力有限。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社交媒体上失声意味着可能出现舆论的一边倒现象。因此，必须着手建立新型主流外宣媒体，做多、做强社交媒体，特别是大力推动中国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出海与覆盖，开辟我方掌握主动权的舆论战场。同时，在与国外媒体谈合作时，不仅要共享对方的传统媒体平台，还应考虑如何共享对方的社交媒体平台，为我所用，为我发声。这样一来，通过社交平台的建设，加上中方及时地解释、澄清和揭批报道，就能逐渐扭转新疆在中亚的负面形象。

（二）借助友华力量——以全球共振的正义之声对冲反华联盟的邪恶之声

尽管美西方媒体一直煽动涉疆反华情绪，但中亚官方和友华学者也在表达支持中国的声音。有的甚至还指出了美国是中亚涉疆反华情绪的罪魁祸首。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家穆拉特·苏云巴耶夫(Мурат Суюнбаев)指出， “每个人，甚至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人（收到信息）。这种‘信息粪便’是由美国‘专家’扔到我们头上的。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起，头上被抹上了粪便”[5]。哈萨克斯坦政治学家、传记百科全书 “哈萨克斯坦名人录” 的主编丹尼亚尔·阿辛巴耶夫(Данияр Ашимбаев)指出，反华宣传占据了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信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参见США будут усиливать давление на Казахстан,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ю–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эксперт，网址:https://eurasia.expert/ssha-budut-usilivat-davlenie-na-kazakhstan-chtoby-pomeshat-rossii-i-kitayu-kazakhstanskiy-ekspert/.访问日期2020年9月30日。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博士阿新别克·阿由帕夫(Асылбек Аюпов)在接受该国报纸采访时说， “我再说一次，邻居必须受到尊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光秃秃的地方’。现在如果您去那里，您将看到现代繁荣的城市……”[6]。中方媒体应提升对中亚舆论的关注，发现并放大对华友好的意见领袖的声音。同时，我们可以尝试采取对当地政府和学界的友好人士进行专访，或者邀请其访问新疆的方式，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和现实观察，说出实情，揭破批判美国的阴谋论，引导中亚舆论。

（三）深化部门联动——以媒体和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超越媒体的单打独斗

如前所述，美西方的很多涉疆谎言是反华智库和反华非政府组织炮制出来的，之后借媒体炒作不断扩大影响。例如，美国索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基金会(Soros Kazakhstan Foundation)一直在资助反华组织 “阿塔朱尔特” 捏造 “受害者数据库” 和编造 “受害者故事” ，然后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和其他美国资助的中亚媒体扩大声势，并不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索罗斯基金会还资助地方智库或媒体人出版涉疆议题的书籍以及摄制电影。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集 “资助者—生产者—传播者” 于一体的涉疆反华产业链条。反观国内，我国国际传播中的涉疆叙事一直是由外宣媒体或者外交人员承担，其他行为主体尚未起到智力支持的作用。针对这点，一方面，我国应充分调动与发挥学界、智库的力量，进行涉疆知识的生产和供应，揭露美西方在涉疆反华议题背后的黑手，曝光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和生产链条。另一方面，打通媒体、学界和智库的合作渠道，产生国际舆论协同效应，以铁证打脸西方的操弄手段。

（四）关注利益框架——以 “利益相关” 的共赢框架优化 “澄清事实” 的维权框架

在以往的涉疆议题传播中，针对美方的污蔑，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澄清事实的维权框架，自说自话，这种框架没有显示出与中亚的利益关联，应寻找中国和中亚之间利益共赢的连接点。不论是从心理学还是传播学的角度，从双方利益相关的角度来阐述问题比从单方面阐述只关涉某一方利益的角度，更具有贴近性，更能引起共鸣。例如当前，我们可以借助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契机，批评美国极端自私和任性的单边主义行径，分析美军撤军后对该区域有关国家造成的危险，即寄生于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有可能流向周边的中亚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客观因素，中亚五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和中国是捆绑在一起的，需要共同应对美国留下的烂摊子，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流入。美国企图借 “东突问题” 把新疆分裂出去，不仅有害于中国，同时损害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同时，应以此为契机，向中亚国家阐释中国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国际意义，以此争取中亚民众对中国政府治疆方略的理解，改变中亚国家对中国在民族宗教政策方面的误解和成见。

（五）丰富议程设置——以新鲜的、网络化的议程设置摆脱涉疆议程的单一性

目前，在中亚的涉疆议题都是西方政要或者记者主动设置的，我们在议题设置遇到的困境是亦步亦趋，被动挨打。由于缺乏主动性的设置议题，导致我们在舆论战中无法占据上风。因此，我们需要摆脱西方反华势力给我们设置的狭隘的人权议题，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发展数据中，挖掘出有意义、有价值的议题，进行新鲜的、网络化的议程设置。例如新疆的脱贫攻坚、环境整治、厕所革命、基础设施和义务教育等，这些成就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令人瞩目的，这些议题归根结底，代表了新疆人权事业的根本进步。中亚大部分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各国政府正以提高人民福祉为目标。这些有价值的议题不仅可以宣传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能给中亚各国提供可借鉴的发展路径。例如，乌兹别克斯坦2020年1月首次将减贫确定为国家政治任务。因此官方和媒介特别关注中国的减贫经验，乌兹别克斯坦学者玛吉娜·阿丽帕娃(Мадина Арипова)指出， “乌兹别克斯坦正处于综合解决贫困问题的形成和发展阶段，研究国际扶贫经验，实施最佳实践、方法和解决方案极为重要……迄今为止，在与贫困作斗争的过程中，最值得关注和最有启发性的经验来自中国……”[7]。就新疆而言，新疆在减贫事业中获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在对中亚的国际传播中讲述新疆的减贫经验，特别是有关我国与中亚的跨界民族（如中国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的脱贫故事，将有助于中亚从与其相关的方面改善对新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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