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书信对建党初心的话语阐释

官 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其建党初心不仅表现在领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对建党精神的语言表达上，即明确了党的初心使命是“旗帜鲜明”[2](P15)的问题，向社会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之间的本质区别。在当时通讯的条件下，毛泽东与师友主要通过书信形式表达观点，交流思想。尤其是在1920至1921年期间与蔡和森的信函中，毛泽东有意识地对党的初心使命作出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探索中的重要理论贡献。初心问题是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认知性问题。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到，在工人运动中，“从哪里来”的问题是明确的，但“往哪里去”的问题却是模糊的[3]。通过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毛泽东所阐述的“初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所达到的理论高度和深远影响。而在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他也一直坚持着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当共产党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上的时候，才会产生出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革命。所以，对于毛泽东而言，“初心”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并以此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最高目标。因此，本文以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初心学说”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为题展开研究。

“初心”一词来源于历史话语，春秋时期《尚书》中的“厥初”一词就带有“初心”的含义。根据史料记载，公认的首次明确使用“初心”一词的历史文献是出于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五中：“既不契於初心，生死永诀”[4]，释义为最初的心意。现今使用的“初心”是含有新时代意义的当代话语，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在建党时期并没有直接使用“初心”一词，但从当时特殊的历史场域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恰是形成于历史话语的认知表达当中。毛泽东早期书信中对建党初心使命的阐述，原则性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该干什么”“往何处去”“信仰什么”和“由谁领导”“何种状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新时代下，解析毛泽东早期书信中对中国共产党“初心”的历史话语阐释，感悟他对建党的期望与擘画，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党的“初心学说”，强化对建党初心的理论认同，更好地传承和践行初心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响应了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勇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潮头[5]。这种“因何而生”的必然，也承担了相应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根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条件的要求，在同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协商建党问题时，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使命：即进行“经济”和“政治”的改造。前者主要包括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后者则是建设一个新国家和追求共产主义社会。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论断不仅对指导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具体而言，这个经济的使命是“首创的”新的经济制度，而不是走西方国家已走过的错路。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和经济的联系，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和思想的源头。在《至蔡和森等》的信中，他详细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性，指出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有生产商品的专门工厂，有为其提供财货流动渠道的银行，进而使得全世界的货币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2](P5)。同时，资产阶级为保证对生产的绝对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造起强大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政府通过议会颁布法令来维护资产阶级，从而约束无产阶级；
通过政权和武装等国家暴力机器来保护资产阶级的权益，禁止无产阶级发出诉求[2](P5)。无产阶级处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备受资本家压榨，不得不起来“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2](P4)。而当他们意识到不应受无产之苦，他们的财产应当为自己所有时，便会在无产的不安的心理驱使下提出“共产的要求”[2](P7)。以上内容，是毛泽东在第二次抵京期间阅读《共产党宣言》后得出的感悟，进而提出的中国化认识主张。《宣言》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即“消灭私有制”。这体现出毛泽东对使命道路的理解，既起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又融合了对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具体认识。毛泽东明确了党的经济任务正是要用发展革命斗争手段废除资本主义旧体制，把消灭剥削和压迫作为首要任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

对于政治使命，毛泽东明确为“改造中国与世界”[2](P2)的共同目标。这表明了毛泽东所提出的建立新政党的主张，正是基于对我国进行政治革新，同时实现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改造的现实需要。在毛泽东当时所明确的目标性初心中，这个“共同目标”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造团体，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思想。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毛泽东认为学会会员的理论常识还不够，同志中缺乏专业的研究学者，全国范围内也没有足够的学者，这是新民学会以往革命实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2](P9)。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生活和事业的根基来源于思想的进步[2](P9)，因此要想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事业，第一步便是要培养“思想进步”、理论功底扎实、热心从事社会历史研究的人才。要将新民学会改造为对内“研究学术”[2](P9)，对外从事爱国运动的革命团体，要求学会会员绝不可“倚赖旧势力”[2](P8)。其次，是创建新型的民主国家和制定无产阶级属性的社会制度，使全体工人群众都能得到平等的权利，人民不再受压迫和奴役之苦。毛泽东了解到，人民只有先将文化力量转变为一种物质力量，才能投身于改造现实生活的革命斗争之中，这正是革命者们的基本任务。因此俄国的革命，以及各国激进派和共产党人数和组织的增加，都将是自然而然的结果[2](P7)。毛泽东也认为，政府是社会上层结构的中心，对经济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他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反复提到，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获得政权才能“完成革命”[2](P15)，所以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同时指出不仅要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更要解放整个人类社会。毛泽东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即专心)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2](P2)，社会主义是一种国际性质和世界性质的主义，是一种四海同胞主义，通俗而言，就是“愿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2](P3)。他要求新民学会会员们须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改造世界”的活动，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努力，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伟大使命，也是党的历史任务。

建党前夕，毛泽东在《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上先后刊登了《女子自立问题》《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女子革命军》等多篇评论“赵女士自杀”的文章。他从妇女的婚姻问题出发，在对封建道德的批评中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概念，以表示致力于改变劳苦大众奴隶般处境的“目的追求”。毛泽东也明确表达了共产党的最终愿景是“创造一种新社会”，这将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因为我国长期处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压迫状态，所以从旧社会的剥削状态中脱胎过来，才是对我国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最主要目的。结合毛泽东其他一些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个“新”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又着重强调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使中国人民真正能够得到解放。毛泽东根据马克思的提出建设没有剥削、自由民主的新世界，并主张个人公平，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欲悉改国家及社会之旧习”[6](P410)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反映，其主要任务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2](P4)。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的改造[2](P4)，并明确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确保人民实现权利公平的目标。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革命，是“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2](P4)，是为“三分之二”以上无产者谋利益的革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最深刻的反映，就是它奴役人民、掠夺人民的本质属性，具体表现为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活动的限制和阻挠，更直接的表现为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全方面的入侵。毛泽东反对罗素等人所倡导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化教育途径，认为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思想的延续。毛泽东对党组织“目的初心”的认知，根源于人民民主、民族解放的社会诉求，并在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大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地位的认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基本样态。

当然，通过全面分析了解毛泽东在早期书信中的相关表述，事实上明确了以中华民族振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最终目的，或者说是根本目的。这种“目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基本内核，也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初心。从这一意义来看，研究毛泽东早期书信中的“目的初心”对新时代下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着重要启示意义：第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第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第四，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第五，树立正确的权责观。同时，将“目的初心”活用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从而更好地发挥这一思想的价值导向功能。

毛泽东意识到，缺乏新的文化，便不会产生新的思想。不仅在湖南，缺乏新文化是国内的普遍现象。因此，研究、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是当下青年所必须担负的重任。毛泽东在《发起文化书社》等文章中，积极鼓励湖南青年研究各种“新思想”和“主义”，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坚信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崇高理想的指导思想。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通过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到创立和加入共产党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部著作，帮助他逐步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准确[7]。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建党初心”的思想之基和力量之源。毛泽东对建党的“信仰初心”，可以具体表现为“四信”：

(一)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论

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地意识到，处理国内问题、解放人民劳动者“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2](P4)。针对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尖锐矛盾，毛泽东指出，在俄国，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即专政)镇压不了反革命，因此，在中国的未来应以“社会主义的方法与原理”[2](P4)来改造社会。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在改造中国的方法上，唯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才是最管用的，阶级斗争“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次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P6)。同时他也明确主张要用俄国暴力革命的方法，不仅是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进行改造。这不仅是在理论上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相结合的原则，而且在此后党的革命实践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功。

毛泽东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惯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我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历史问题，从实践出发，求真务实，作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论断。在批评无政府主义时，毛泽东重申，共产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并非说无政府主义思想不好，只是因为它的空虚和不切实际。对于罗素、萧子升等人主张的“教育觉悟的方法”及李和笙(即李维汉)提出的分工协作论，毛泽东的观点是：从原理上讲可行，实际上行不通[2](P5)。他分析指出，要想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第一，必须要有一笔巨大的教育经费；
第二，要有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而且要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而对于改良主义的“分工协作”方法，毛泽东认为虽然理想很美好，但实际情况却是最需要注意的。在矛盾重重的中国，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要何日才能实现？”[2](P5)毛泽东提出质疑，既然无产阶级已经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获得了革命的意识，那么他们怎么能够抛弃他们的革命请求，而选择改良主义呢？毛泽东还指出，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永远不可以实现的，它与人类繁衍发展的需求是不相符的。毛泽东始终强调需要根据中国条件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分析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并传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管用”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以增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并非用单纯直译方法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内涵。这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毛泽东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方法论，而不是作为宗教信仰和教条。这不仅加快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而且也从事实上丰富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初心”。

(二)坚信共产主义的道路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8]。“向何处去”是毛泽东一生奋斗的目标所在。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以及对以往革命实践的深刻思考，毛泽东坚定了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方向的信念。他以物理学中的力学原理类比中国社会现状，指出根据力学原理，要使物体不向下倾斜，就必须用与之相等的力抵抗，以此类推，要想改造人心，就必须用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相抵抗[2](P6)。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高压环境下，这种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爆发是必然的，而共产主义思想正是人民力量爆发的“火星”和“催化剂”，因此，我们要团结工人群体，用“俄国式”的方法，即革命的方法，打败一切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毛泽东一方面坚信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的途径，强调中国社会“充分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2](P4)。另一方面，通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农专政”[2](P5)革命道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2](P4)。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做什么”“相信什么”“到哪里去”的理想信念，在他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得到了明确的定义。至于道路方向的问题，党一大制定纲领指出，要组织无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的方法，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制度，消灭私有制。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9]。可以看出，毛泽东所阐述的“道路初心”在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得到了印证。

(三)信从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

通过五四运动后两年的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毛泽东深刻体会到要改变国家和社会，由几个官员、政客或少数的革命分子是无法完成的，这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人民大众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他提出要营造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即人民主体)，因为成就中国和全世界的伟大事业，并非一小众人所能完成，不管是革命志士还是广大民众均应意识到这一点[2](P10)。他再次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中国要保证革命、复兴，必须要联合广大的人民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人民群众之中，并以此为奋斗目标去指导伟大的中国革命进程。他着重指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应听取“三分之二”的人民的意见。他试图使无产阶级明白，无产阶级斗争的全部力量是有产阶层的数倍，如果无产阶级人数是三分之二的话，十五万人中就有十万无产主义者(或更多)。当人们看到三分之二的无产阶级被三分之一的资产阶级所奴役之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必然会出现的。因此，毛泽东主张要更积极地去寻找“真同志”，立刻联络一万名的激进人士，把他们当作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中流砥柱，再把整个国家的人都联系起来，最后把全人类的同志都联系起来，“以共谋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6](P495)。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并在建党后的实际工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群众工作方式。

(四)笃信全无产阶级世界性大联合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人类求解放的真理[10]，这一论点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价值观。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指出，新民学会的政策，就是要把“世界”与“民族”相结合，最终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就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初步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些人都是站在国际立场上的，为了整个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会员都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世界的一员，他不赞同人类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度、某一家族甚至某一宗教的观点[2](P3)，也反对人类作为他们的奴隶。毛泽东同时指出，世界主义也包括了四海之内的民主国家，即世界社会主义。他以世界性的视角，高度赞扬新民学会会员致力于放弃个人利益，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牺牲的精神意志。他还援引了蔡和森的观点，赞同将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色彩”有机结合的思想，因为他所见的“高明一点(即有见解)”的青年多带有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色彩，因此“非严正主张不可(即无产阶级世界性大联合的主张)”[2](P3)。显然，毛泽东对于蔡和森所主张的将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进行融合的看法，是十分赞同的，这便进一步指出了共产党人既要有家国情怀，又要有胸怀天下的担当。他继续发挥道，尽管我们生在中国，也由于中国的发展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幼稚、腐败，形势更加危机，所以应首先在国内进行改造，但也不应因为生活在中国而只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2](P3)。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社会的现状，而是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革命的视野不应只是在国内，更应放眼全世界，去实现全世界范围的革命。革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它要求人们要有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
它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民族共同参与才能取得成功。革命对象的范围不在于单个人或某个群体，而是在整个人类社会。因此，革命既包括了个人的斗争，也包括了对阶级敌人和反动势力的斗争。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进程，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人类的平等与公正。基于此旧中国才能彻底地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而为全世界人民达到世界革命目标[11]。

正是在准确把握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规律及其前途命运的基础上，党的初心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武器。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笃信无产阶级世界性大联合的价值取向，在价值核心上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等建党先驱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从而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革命理想。这种信念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有现实可行性，体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科学预见。它是一种政治自觉意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建党初心”的有机构成。

毛泽东以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为思想阵地，竭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好理论准备。同时又以斗争精神，明辨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团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之间的本质区别，并力主建立我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其中，毛泽东阐述并着重明确了三点问题：一是建立“什么样的党”。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实质上是一个进行计划改造的组织[6](P515)，他们既是中国社会进行政治改革的理论来源者，与此同时，又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发起者、先锋队、重要武装力量和政治作战部[2](P4)。首先，他强调，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向导和政治制度的依靠，所以应该让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者。二是坚定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强烈反对在世界范围内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变为协会型、民主沙龙型的政治学派，他高度赞成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定，即它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12]。三是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维护人民利益，使我们党成为一支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坚强领导核心。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人民的团结，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之上，而共产党就是这一组织的中心。毛泽东完全抛弃了以往集中于管理知识青年的传统，他曾经竭尽所能地建立和领导“新民学会”，并将其视为“经纶天下”的根本，因此，他在主观上无法真正地进入到工人和农民之中。当他集中力量组织工人群体时，便与工人农民有了联系，从而使自己对工人阶级的性质有了深刻的了解，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俄国革命的成功实践，使他认识到了建立一个政党的重要意义，即：将选票送到我们最多数的党派手中[6](P459)。这里的“最多数的党派”，指的便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毛泽东重点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性质和强大引领作用，并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建党初心”。

在毛泽东看来，做共产党人就要有相应的精神状态，他与师友的很多书信中都体现他这种理念主张。首先，要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从“态度问题”谈到“学习问题”，阐述了“以人为本”的信仰立场[13]。例如，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新民学会成员的个人发展。他主张在交往中应遵守“四项原则”：一是互助互勉，二是一种真诚的态度。这就必须培养一个正直、真诚、“不滑”的人格。三是要有“光明”，也就是要有“光辉的个性”[2](P8)。四是要“向上”。这就要培养一个积极乐观的精神，即所谓“向上”的性格。毛泽东还特别认为，这是在锻炼新成员成为“能变化气质，有上进心”[2](P8)的人。毛泽东不仅强调人民群众在革命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个性气质方面的作用，也十分重视对其进行的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他主张分门之学，以主义为本，以书刊为目，各自读书，彼此交流[14]。毛泽东同蔡和森以及其他会员的观点，都认为把新民学会作为“准备经济”与“准备人才”的基础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计划。他建议把单纯准备阶段的时间推后，留足时间帮助同志们开展革命运动。他建议应以理为本，以固本，其次为筹办小学，以强化基础教育。接着就是寻找基础成员，把有资格的人变成“革命的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蔡和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积极努力下，新民学会成为湖南党组织的重要源头。而且，毛泽东、蔡和森有关新民学会会员精神状态论述的信件，一经刊出，不仅在新民学会内部，而且在湖南文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5]。李和笙、彭璜、李六如等一大群知识分子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和引导，抛弃了原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采纳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念，并完成了他们思想上的嬗变，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确立了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阶层。创建一个拥有崇高历史使命的新型政党，就必须使他的成员都具备一定的革命精神意志[16]，这也是毛泽东主张的“建党初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中所指出的：“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17]毛泽东在早期信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初心问题的论述，为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为发展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红色书信开启红色事业，毛泽东早期书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所具备的精神品质。重温毛泽东在早期书信中的建党初心使命，借以鼓舞在新时期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不移地实现初心任务，将初心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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