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中的数字经济测度思考

□苗敬毅

(广东白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50)

1.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趋势。一是成为世界四大(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湾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湾区；
二是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排头兵，2019 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为 4.88万亿元，占全国数字经济规模的 13.6%，成为中国数字经济新高地之一；
三是数字要素加速了湾区内传统经济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
四是从数字商业、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科创等多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体系。

毋庸讳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攻克的难关和障碍。一是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
二是数字创新要素需要加快培育；
三是数字化技术实力和竞争力有待提升；
四是数字经济人才相对匮乏；
五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步调不一致；
六是数据价值化进程缓慢，“数据烟囱”“数据孤岛”现象仍然存在。

1.2 数字经济测度是湾区建设的晴雨器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业态，与传统经济形态相比，其交易机制与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市场结构及网络外部性、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数字化变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内容在经济测度体系中还没有得到全面的展现。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顺应工业社会需求，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为中心，所形成的以国民核算体系(SNA)为基础的一系列统计标准、手册和规范。SNA区分了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明确界定了参与者的生产、消费和资产范围。但是，数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身份无法清晰界定、资产边界模糊、存在免费产品、价格指数质量调整等特殊性，对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提出了挑战。因此，探索数字经济的测度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2.1 数字经济测度的框架结构

2.1.1 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目标

比较完善的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应该做到及时反映数字经济活动效应，准确测量数字经济运行结果，实时监测数字经济运行过程，为政府和市场决策提供有效和有用的信息。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测量静态测度，反映经济运行的实施效果、潜在影响及未来效应；
数字经济测量动态比较，反映经济运行的效率水平和有效程度；
数字经济测量数据挖掘，将数据和信息及其不确定性经过加工形成证据，基于证据提出决策方案，使决策建立在经过严格检验而确立的客观证据上，提高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绩效和行动能力，提升政府的决策质量。

2.1.2 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维度

在现有统计调查体系下收集的数字经济数据，距离准确、及时、系统、完整的数据收集标准尚有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方法论和可用性两个方面。方法论差距来源于测量指标的确定、数字经济数据收集方法的构建以及测量指标的数据外延范围等。可用性差距来源于完成数字经济系统统计所需能力和资源的缺乏、统计结果信息的公开和利用、数字经济数据的可比性等。

为了便于对测度指标进行分类，我们根据测度的主要目的，围绕数字经济测度过程中所面临的差距和挑战，将数字经济测度分为四个维度：基础设施、社会自主权、创新和技术选择、就业与增长[2]。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主题下的一个重要维度数字平台，在现行统计标准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给予应有的评价。在数字经济测度中，准确测度数字平台的规模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测度中，应该包括“机器对机器通信(M2M)”的测度。M2M是物联网的重要基础技术之一，是驱动整体经济数字化的一项关键新兴技术。追踪M2M的总费用是测度物联网的一个有效指标。构建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去测量数字经济下数据流的新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自主权。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自主权，通常用教育成就和职业素质作为“个体自主权”这一概念的度量指标。但是，目前缺乏可以用于跨国比较的对技术、能力和素质具有普适性的测量方法。我们认为，反映个体行为的技术、能力、素质指标，反映企业行为的企业能力、技能认知指标，反映社会行为的数字接入指标都与经济体适应数字经济的能力密切相关，可以利用这些指标去测度“社会自主权”。

创新和技术选择。伴随数字经济程度的深化，人工智能、物联网、3D打印、机器人技术、分布式账本及基于数据科学的工艺流程等新兴技术在迅猛发展，对于新兴技术用途和质量的测度方法，也应继续完善，以便掌握新兴技术在不同行业中的使用状况，以及对总体和业务层面上增加值变化的影响。

就业与经济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经济的渗透性和协同性驱动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深度融合，测度经济增长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是如何确定数字经济发展规模。由于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数字产品难以按照现有统计科目明确分类，数字经济的经济活动范畴必须进行科学界定。二是如何衡量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由于数字经济中大量的免费产品和服务价值难以测度，以GDP为核心的统计体系难以衡量数字经济创造的福利水平，如何以可扩展的方式直接衡量消费者剩余、评价数字经济对福利水平的改善也成为经济增长度量中的焦点。三是评价数字经济对社会公平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否会产生新的数字鸿沟，这是政府制定政策所需的重要数据。此外，在测度数字经济创造的就业增长方面也存在许多新的挑战。国民经济的数字化发展不仅在总体层面引发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而且数字鸿沟、技能溢价与劳动力摩擦等因素也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均衡等问题。如何最好地定义指标和构建测度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2.1.3 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原则

根据国家资源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先度，制定更加灵活的新型方法，是数字经济测度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之一。为了使统计系统更加灵活，能够对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做出迅捷反映，数字经济测度架构应该具备以下几方面特征：一是能够在现有统计测度体系内进行数据收集和理论验证；
二是能够发挥和挖掘现行统计调查和统计管理数据的作用与潜力；
三是能够根据测度需要在现有调查流程中扩展新的问题；
四是能够定期使用特定主题的模型去扩充现有调查结果，可以开展针对特定需求的短周期调查；
五是能够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可为国际可比测量设定优先级。在此架构下，我们可以在考量国内政策需求、国际合作需求、大数据处理技术条件下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

考虑到数字经济的快速变化，测度过程的关键环节，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原则包含以下几点[3]。

第一，为了测度数字技术在个体和企业层面的影响和应用，要提升全面和高质量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收集工具的建设水平，收集例如性别、年龄、技能和教育、区域以及企业规模、行业、位置等关键特征数据。

第二，致力于改进现有市场中数字经济的宏观经济计量框架，例如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卫星国民账户，系统全面准确度量数字经济的变化状况。应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为基础，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原理，修改补充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概念，建立测度数字经济的附属核算体系。

第三，数据经济测度架构要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促进测度工作在国际间具有更流畅的沟通与合作，能够同国际组织分享国家议案，遵守和传播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减少各国或地区间在数据覆盖范围及数据时效方面的差异性，帮助资金和人力资源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提升数字经济测度的能力建设。

第四，鼓励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中的其他行动者间的互动合作，以加强政府统计的证据基础，并作为政府统计的一种补充，共同组成完备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改进测度框架设计，促进和容许统计数据在企业对企业(B2B)、企业对政府(B2G)、政府对企业(G2B)各种环境下的更好利用。

第五，鼓励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规划、实施有关创新和吸收新数字技术的商业调查技术，包括共同努力确定和预测对技能和能力的需求。

第六，测度数字经济，要鼓励发展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和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协助欠发达国家去收集必要的相关统计数据，以便在相应领域进行循证决策。

第七，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和使政府活动更加公开透明，要大力促进对于交互式工具和能够便利获取并共享政府与私人部门数据的数据格式的应用。

2.1.4 数字经济测度的指标选择

根据数字经济测度的目标和基本维度，我们选择了23个指标作为建构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选用指标。本文着重分析建构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框架思路，所以仅讨论指标内涵，对指标的精确定义、数据采集计算规则、指标体系的计算应用等实施细则本文不再叙述。这23个指标是指固定宽带普及、移动宽带普及、互联网速度、连通性价格、物联网基础设施、数字安全基础架构、居民家庭电脑普及、居民家庭网络应用、数字原生代的教育、数字鸿沟、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治理、数字化教育、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机器学习、颠覆性相关技术、制造业机器人化、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发展、企业研发数字化、云计算服务、数字贸易、数字新媒体产业(TMT产业)。

2.2 数字经济测度指标内涵

固定宽带普及。宽带普及率是指固定宽带服务(即广告速度为256 kbps或以上)的订阅数量除以每个地区的居民数量。这一指标衡量宽带通信网络及其提供的服务对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支持程度，例如对卫生、普惠金融和教育等发展目标的支持程度。宽带普及率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宽带普及率是网络通信实现“最后一公里”这一重要环节的基础。虽然无线上网日益普及，但是只有当固定网络具有足够容量时，快速连接才有可能实现。通信监管机构按照统计指标从网络运营商处收集这些数据，并提供给统计部门。

移动宽带普及。通信监管机构按照统计指标直接从网络运营商处收集具有高度可比性的移动宽带普及率数据。移动宽带普及率是指活跃的移动宽带服务购买数量除以每个地区的居民数量。主动移动宽带购买是指基于手机和基于计算机(USB/加密狗)的主动移动宽带购买到公共互联网的总和。它涵盖的是实际订户，而不是潜在订户。

互联网速度。充足的网络访问速度对于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现有服务和促进新服务的传播至关重要。各地区和各类客户的网络访问速度不尽相同，它们通过租用不同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网络传输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以公告的标准速度进行传输时，不同地理位置获得的实际使用速度经常是低于(有时候明显低于)公告速度的。对内容交付网络(CDN)数据传输内容的统计包含了互联网速度的统计数据。监管机构可以收集有关购买广告下载速度的信息，将这些信息汇编成购买指标，并按照传输速度进行细分，以便提供购买“理论”速度的指南。

连通性价格。这一价格可以反映通信市场中网络企业的竞争和效率水平。随着通信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通信业务的普及，连通价格不断在下降。我们可以参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的编制原理，选择电信服务的特定国际电信联盟(ITU)价格比较篮子，制定连通性价格指数。

物联网基础设施。物联网是一个生态系统，系统中的传感器和物理接口设备所生成数据驱动了系统应用程序和服务。这一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物联网应用领域几乎涵盖所有国民经济的部门，包括卫生、教育、农业、交通、制造业等重要社会经济部门。物联网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M2M通信，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对M2M的定义是一个终端在移动网络上注册的唯一SIM卡，支持两台或多台机器之间的移动数据传输。它不包括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加密狗和平板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中的计算设备。移动技术只是物联网多种传输技术中的一部分。物联网基础设施由七个关键部分组成，分别是物联网网络、物联网通信总线、分析和汇总平台、物联网平台网络、聚合和可视化平台、管理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数字安全基础架构。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和对数字化信息的依赖，使得保护敏感数据和网络通信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安全服务器上的数据可以提供有关用于交换敏感信息(如密码和信用卡号)的Web服务器数量的信息。随着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开展大量日常活动，保护在线安全和隐私已成为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关于在线安全的统计信息通常有三个主要来源：一是由国家统计局进行的用户调查；
二是在线网络活动报告；
三是互联网信息统计。

居民家庭电脑普及。数字经济的形成，与信息和计算机是密不可分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同计算机息息相关。计算机被定义为包括台式、便携式或手持计算机(例如个人数字助理)。但是不包括具有某些嵌入式计算功能的其他设备，如手机或电视机等。这些数据可以通过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中的信息通信技术调查获得数据，也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个人调查获得数据。

居民家庭网络应用。家庭中的互联网普及率是人们获取信息服务的一个指标。互联网接入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数据可以通过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中的信息通信技术调查获得数据。家庭互联网络，涉及电信、家电、互联网技术(IT)、公用事业等行业，未来的家庭将是一个网络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的家庭，家庭互联网普及率是未来家庭网络发展的基础。家庭互联网络是整合多媒体信息网络和家庭控制网络而形成的一种家庭信息化平台。

数字原生代的教育。互联网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也正在成为青少年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由工具和技术的变革，演进到教学模式的变革，未来的发展是学校形态和教育结构的改变。面对“数字原生代”，教育急需要进行全新的、跟得上时代的新设计。未来的教育应该尊重教育对象的特征，符合未来学习规律，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创新发展教育教学模式。

数字鸿沟。数字鸿沟表现为不同社会、不同组织、不同个人、不同区域在信息技术发展、获取信息知识和使用信息网络水平方面的差异，也表现为一种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4]。弥合数字鸿沟，让更多人共享数字经济收益，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发挥统一市场规模经济优势。鼓励数字经济的差异化发展，发挥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创新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进步。

电子商务。作为一种颠覆式创新技术，是指允许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互联网上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商业模式。电子商务数据可以从国内外的调查数据中获得。例如由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调查等政府机构或社会第三方提供的调查数据。

移动支付。是指通过便携式电子设备为产品或服务支付款项的行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运用，整合互联网、终端设备、金融机构，形成数字经济下的新型支付体系，使电子货币开始普及，也成为一种价值储存和交易手段。移动支付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使其在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治理。数字治理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对公共管理的影响，是指建立在数据存储、访问、验证、保护和使用之上的一系列程序、标准、角色和指标，以期通过持续的评估、指导、监督，确保富有成果且高效地利用数据，实现企业价值[5]。从宏观层面看，数字治理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及个人为了实现政府决策科学、服务高效的目标，将数字技术发展与提高政府效能和服务质量相结合，进行流程再造和创新，更有效地管理和控制数据资产，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从微观层面看，数字治理是不同机构对各种各样的元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的过程。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收集有关政府实体提供的电子服务信息(供应方方法)或企业和个人使用的这些服务信息(需求方方法)来衡量数字治理表现。

数字化教育。科学家、工程师和ICT专家直接参与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变革和正在进行的数字转型，为了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认知技能需求，高等教育应该增加更多的数字经济人才的供给。

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能够有效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拥有具备信息和通信技术技能的专业人才。全社会具备ICT技能的人才水平成为衡量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推动力的重要指标。衡量ICT技能水平可以分为初级技能和高级技能，初级技能是可以胜任用ICT技术处理办公自动化事务，高级技能是能够编制程序完成各类工作任务。

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是指研究模拟或实现人类学习行为的计算机算法系统，基于巨量数据集，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有效的、可理解的规则为核心目标的数据建模过程。它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为依托，旨在辅助解决各行业领域的实际应用问题。我们可以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科学卓越指标来度量其发展程度。科学卓越指标表示一个单位的科学产出在其各自科学领域被引用论文的全球前10%中所占的百分比。

颠覆性相关技术。颠覆性技术可以取代现有技术，在生产流程变革、新公司进入市场、创新性产品和应用的推出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先进材料、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健康相关技术等领域颠覆性技术的最新发展，催生了众多新产品、新特性、新功效的形成。在破坏性技术中，人工智能(AI)有望帮助应对与健康、交通和环境相关的全球挑战。我们可以利用技术专利中列出的类别、代码识别与AI相关投资的文件。所有属于“人机界面”与“认知与设计”的国家发明以及与国际国家专利分类IPC中G06N代码相关的被认为与人工智能有关。

制造业机器人化。大数据、3D打印、M2M通信、机器人等领域的进步正在改变生产方式。ISO 国际标准体系将工业机器人定义为“自动控制、可重新编程、可在三个或更多轴上编程的多用途机械手，可固定在原位或移动，用于工业自动化应用”。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从全球现有的机器人供应商处收集工业机器人的装运(计数)信息。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发展。数字经济与ICT产业密切相关。ICT产业发展提供了数字经济发展中技术、要素和设施三大支柱中的两大支柱。ICT技术是数字技术的核心，现代信息网络则提供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础设施。系统工程师在实现数字化转型、融合创新、软件创新进程中采用的基于模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数字经济的工业技术基础。对于ICT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从ICT的引致创新、ICT在企业中的应用、ICT产业岗位需求、ICT产业性别分析、ICT技术足迹、ICT技术投资、ICT技术效率、ICT技术价值链、数字贸易、ICT贸易比重、ICT服务业比重等多维度进行测量。

企业研发数字化。研发数字化管理是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对研发活动进行数字化管理，将数字技术嵌入研发活动过程中，提升研发活动效率，促进研发活动管理向数字化转型。研发数字化管理是人为管理和技术管理融合的管理方式,管理理论和方式通过数字化手段融入标准的规范、流程、系统工具中，从而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高研发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

云计算服务。云计算服务是IT公司，不构建自己所有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只提供服务模型，为企业进行计算服务的一种新型业务方式。企业依赖云供应商提供的计算服务，构建自己的应用程序和虚拟资源，如服务器、数据库和节点平衡器。云计算服务是与信息技术、软件、互联网相关的一种服务。

数字贸易。目前，在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和公认的数字贸易定义。在文献中，大多采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提出的定义，是指以数字或实物交付的，涉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数字交易。虽然所有形式的数字贸易都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但并非所有的数字贸易都是以数字方式进行的。

数字新媒体产业(TMT产业)。TMT产业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产业边界逐步模糊，产业逐步融合背景下，信息、通信、传媒基于数字技术和ICT技术，融合而成的新型产业，实现信息交流和信息融合，创新产生的新业务和新运营模式[6]。这一产业具有四个重要特征，即技术关联性、生产交互性、横向竞争性和产业衍生性。

3.1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

一些学者的研究[7]和政府的政策决策依据[8]刻画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在此我们归纳概况其要点。(1)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坚实。表现在数据资源丰富、信息产业基础雄厚、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骨干企业实力强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2)数字经济发展路径清晰。《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提出发展路径为“128发展战略”。(3)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卓著。国家统计局和国内权威数字经济研究机构的统计数字表明，广东省各项数字经济发展指标连续数年发展迅猛，领跑全国。(4)“双核一廊两区”数字产业集群优势突出。2020年，广东数字经济占GDP比重46.8%，环比增长6.6%，数字经济增速高于GDP增速4.3个百分点。广东数字经济发展聚焦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大核心，形成具有明显集聚发展特征的“双核一廊两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产业集群，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5)数字经济结构优化特征显著。表现在一是数字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二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盈利能力快速提升；
三是产业数字化成为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产业数字化应用、数字化治理的快速发展，以数字湾区建设赋能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和高质量发展。

3.2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测度系统目标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应该是满足测度标准科学性、全面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要求，能够科学、可靠地对数字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描述、分析和预测。具体而言，一是要符合统计指标体系设立的基本原则，做到在范围上需求导向、全面涵盖；
在交流上国际接轨、科学可比；
在演化上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在技术上注重实际、切实可行。二是要能够对数字经济过程进行系统描述，提供数字经济核算方法，基于测度数据可以进行经济结构分析、经济总量分析和经济效应分析。三是要满足对数字经济过程动态分析的需求，展示数字经济运行的实际过程，分析统计对象随时间变化的运动规律，经济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关系，以及在每一时点上的变动速率。四是要反映数字经济的内涵特色，能够很好地处理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所面临的问题，如参与者身份模糊、免费产品统计、价格和数量差异、溢出效应等。五是要统计范围与数字经济领域相对应，即统计对象要涵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治理和数据价值化范畴。

3.3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测度架构模式

在SNA中，投入产出核算作为对GDP核算的整合和扩展，是测度数字经济状况的基本方法。投入产出核算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供给使用表(SUT),同完整的账户序列一起，成为SNA中心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部分是由供给使用表推算得到的对称的投入产出表(SIOT)。SNA的账户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完整账户序列”，是账户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账户综合表述”，是在账户序列所提供的各个账户的基础上，汇总表达机构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个部分是上述核算结构之外的其他部分，以实现对经济运行更为细致而完整的记录，例如在供给使用表、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心框架之外，用于记录一些难以准确区分经济活动的卫星账户。

使用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进行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时，将会面临“参与者身份模糊、免费产品统计、价格和数量差异、溢出效应”等难以测度的问题。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制定了美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框架体系，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国际可比原则，我们汲取国内外学者[5]的研究精华，设计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测度体系。

中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中国数字经济核算进行了概念严谨、边界清晰的界定，这是我们进行数字经济测度的科学依据。确定数字经济范围后，我们应用GDP核算中的生产法原理进行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由于数字经济的中间消耗难以利用现有数据直接得出，所以在“供给-使用表”的框架下进行核算。依据数字经济的确定范围，在“供给-使用表”中筛选出属于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提取相应数据作为实际核算的数据。然后再归属提供此类产品和服务的行业，根据“供给-使用表”，核算出该行业内数字经济产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就业等指标。

核算的具体步骤：第一，依据数字经济的确定范围，确定各行业中所生产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来计算数字经济的总产出。第二，运用“供给-使用表”中计算各行业中间投入数据、中间消耗比重，由此得出数字经济中间投入值。第三，由总产出、中间投入、增加值间的相互关系，得到某行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即数字经济的实际增加值等于实际总产出与实际中间投入之差。

面对数字经济的测度难点时，传统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难以满足测度所需的数据要求。目前，统计学界采用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DESA)的方法测度数字经济的运行状况。OECD组织对DESA的功能分析表述为“卫星账户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辅助统计账户，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外，按照国际统一的国民账户的概念和分类要求单独设立的、能够反映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对宏观经济贡献的账户体系，是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的有机拓展”。

编制数字经济卫星账户需要设计数字经济卫星的整体框架，制定卫星账户所采用的“供给-使用表”等核心表式，主要有数字经济供给表、数字经济使用表、数字经济投资矩阵表、数字经济生产信息补充表。此外，利用BEA原理构建数字经济核算体系时，仍然存在着难以核算测度数字技术渗透所形成的增加值，如何从不完全数字化产品中测度数字化部分价值，如何使数字经济统计分类标准、方法和数据的更新速度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如何估算数字经济中的消费者剩余等问题。还有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建立超越经济增长，涵盖更为广泛社会指标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估体系。对于这些方向，需要进行更加细致、详尽的研究，囿于本文主题，不再赘述。

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测度的框架结构，基于数字经济测度的基本目标，围绕基础设施、社会自主权、创新和技术选择、就业与增长四个维度，选择了固定宽带普及等23个指标作为数字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构成指标，并对各指标的内涵进行阐述。从数字经济测度体系构成指标的范围、内涵和外延来看，数字经济正在形成全球经济的一种新业态，这种业态的新特征有六个方面。一是全球数字经济成熟化，二是各个产业必将经历数字化转型进程，三是数字鸿沟正在逆转，四是新兴市场客户将占据市场中心地位，五是数字经济催生了超动力商业模式，六是数字经济加速了企业间的并购重组。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应该提供一种适用于新型经济业态的测算方法，所以对数字经济测度体系的理论内涵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厘清理论内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工具，因此本文后续研究方向是对各指标的精确定义、数据采集计算规则、指标体系的计算应用等实施细则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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