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兜罗绵传入中国考

史 策

（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5）

兜罗绵，又作兜罗锦、兜罗棉，是古代一种产自海外的纺织品。冯承钧先生根据对音，认为兜罗绵之名来源于梵语名词“Tūla kapas”，“Tūla”一词泛指各类草木花中的絮，在汉文古籍中又常被音译为“妒罗”“妬罗”“堵罗”等。“kapas”在梵语和马来语中俱指棉，“Tūla kapas”本意即由花絮纤维所制成的布匹①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6：2.。兜罗绵的织造历史悠久，早在公元5世纪印度僧人伽斯那所辑录的《百喻经》中，就已有提及②王孺童.王孺童集·百喻经校释（卷六）［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117.，此后亦经常出现于历代的佛教经典、文学作品之中，多取其洁白、绵软之意象，或用以比喻云和雪。随着古代中国与海外交流的深入，兜罗绵开始更多地见诸于各领域的史料之中。如《诸蕃志》《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岛夷志略》《西洋朝贡典录》等文献，皆对其有过描述，但这些描述是比较碎片化的，只对其某一方面进行介绍，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史料进行梳理，力图从其发源、制作、流通等诸多方面，将兜罗绵在中国及周边地区的传输进行较为全面的介绍，并对相关史料中的一些错误加以勘正。

兜罗绵作为一种产自海外以及中国边陲地区的纺织品，具有绵软、厚实等特点，多用来制作衣被③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3：76.。对兜罗绵的记述，最早见于佛教经典之中，盖因其最早来自于南亚次大陆，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种织物，与佛教的起源地相近。后来，随着中国与海外交往的日益密切，在古代航海家、商人所编写的地理类著作中，开始较多地提及兜罗绵。

关于兜罗绵的原材料为何物，唐朝僧人释玄应、释慧琳在其编著的佛教训诂音义类专书《一切经音义》中将兜罗绵的出处认为是“设拉”树，书中“设拉”条下解释道：“（设拉）树名也，如皂荚树类，而角甚长，里中有絮如绵，名妬罗绵，堪以为衣者也。”④释玄应，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Z］.海山仙馆丛书，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3a-3b.后世的明代人曹昭亦考证道：“兜罗绵，出南番、西番、云南，莎罗树子内绵织者，与剪绒相似，阔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①曾昭.新增格古要论（卷八）［Z］.惜阴轩丛书，清光绪二十二年重刻本，4b.这里古人所说的“设拉树”“莎罗树”，今称为“娑罗树”（Shorea，学名：云南娑罗双），其籽外包被的絮状物就是织造兜罗绵的主要原料。根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编纂的《中国植物志》所载，这种树木主要生存在今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的低热河谷地区，以及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地②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960.。在《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岛夷志略》中所提到的注辇国、朋加剌国所出产的兜罗绵的原料应该就是来自于他们当地所生长的娑罗树。此外，在中国云南的南诏等少数民族亦采用同样的方法、材料制作兜罗绵。清代李石在《博物志》中载：“骠国诸蛮，并不养蚕。收娑罗木子，破其壳，中如柳絮细，织为幅服之，谓之娑罗笼段。”与之类似的还有与云南“共饮一江水”的缅甸，陈逢衡援引祝穆《方舆志》曰：“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绵，纫绵织为白氈兜罗绵③李石（撰），陈逢衡（疏证）.博物志疏证［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157.。综上所言，可以肯定的是，来自南亚以及我国西南边境一带的兜罗绵，其原料为娑罗树果实中的絮状物。

除了上述的地区使用娑罗树籽制作兜罗锦外，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转引周去非《岭外代答》中的记述，提到兜罗绵亦可由吉贝（马来语读作kapas），即爪哇木棉织造而成：“吉贝树类小桑，萼类芙蓉，絮长半寸许，宛如鹅毛，有子数十，南人取其绒絮，以铁筋撵去其子，即以手握绒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坚厚者谓之兜罗绵，次曰番布……”但赵氏的记述并没有得到其它史料的印证。《诸蕃志》中记载了九个出产吉贝的国家④九个国家分别为：占城、交趾、阇婆、胡茶辣、彭茄罗（即榜葛剌、朋加剌）、层拔、渤泥、麻逸、三屿。，然而成书于明代的《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岛夷志略》等书，除了提及南亚次大陆上的榜葛剌国⑤《岛夷志略》记曰“朋加剌国”。为兜罗绵产地之外，均未言及占城、交趾、阇婆等其余八国以吉贝制作兜罗绵一事。且榜葛剌国的兜罗绵，无论是材料还是制作方法，都与赵氏所言不同。此外，从史料来源考虑，巩珍、马欢、汪大渊等人皆亲自到过这些国家，相比起以周去非在岭南任职期间的见闻作为史料来源的《岭外代答》，显然前者三人的著作更为详实可靠。

造成这种史料记载讹误的可能大致有两种，其一是海商将质地较厚的番布冒充兜罗绵进行销售以谋取利润。根据《瀛涯胜览》对占城国王的描述，以木棉织就的番布是当地的重要物产之一⑥⑨马欢（撰），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5：2.，兜罗绵的制作比其更为复杂，价格必然更加昂贵，海商们因而有动机谎称厚番布为兜罗绵，将其售出高价。第二种可能则是，当时阿拉伯人在占城建立了定居点，并将当地作为其长途贸易路线中的重要一环⑦G.Wade.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900-1300 CE［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9（2）：221-265.。大量的东南亚、南亚商品在此地转运，使得当时许多中国人将一些来自别处的物品认为是占城土产，因而将兜罗绵与吉贝所织成的一系列布料混为一谈。

另一处不同史料存在出入的是关于兜罗绵的番名，即兜罗绵在其产地的名称。清代的阮葵生在其笔记《茶余客话》中提到：“兜罗锦，一名沙塌儿布，出榜葛剌国，即西洋布之类，较他种宽而致。”⑧阮葵生.历代笔记小说大观（茶余客话·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43.认为沙榻儿（cāwtar）为兜罗绵在其产地的名称，这一说法与马欢的记载是相矛盾的，他在《瀛涯胜览》中记曰：“有一样番名蓦黑蓦勒，阔四尺，长二丈余，背面皆起绒头，厚四五分，即兜罗绵也。”⑨认为兜罗绵的番名应为“蓦黑蓦勒”，这一说法得到了冯承钧的支持。冯氏进一步通过审音勘同，提出蓦黑蓦勒为“mahmal”，指绒毛，联系马欢所记的兜罗绵特征，似乎蓦黑蓦勒之名更为贴切。而阮氏言沙塌儿布等同于兜罗绵，实为讹误。仍是在《瀛涯胜览》中，马欢写道：“沙榻儿，阔二尺五六寸，长四丈余，如好三梭布一般。”①马欢（撰），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5：2.认为沙榻儿布与上等的三梭布是非常相似的，三梭布出自松江车墩一带，是明朝最精致的棉布，特点为光洁细密如绸②高阳.中国传统织物装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132.，显然与兜罗绵“背面皆起绒头”的样子完全不同。与马欢一样随同郑和船队出海的巩珍，在其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943年）的《西洋番国志》中认为，蓦黑蓦勒即是兜罗绵。③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5：39-40.

海外所制的兜罗绵传入中国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见于宋朝，通过与周边国家、民族开展贸易，使得兜罗绵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流传。在北宋前期，兜罗绵进入中国的方式是比较多样的，可以从西北的陆路与东南的海路进入中国。但随着河西走廊沿线少数民族的崛起，并掌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宋朝更加倚仗海路进行对外交流，也使得兜罗绵成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中非常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在明代的中外关系史料中，还记载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将兜罗绵作为贡品进献。这就意味着，兜罗绵已经成为了东南亚世界中广泛传播、使用的纺织品。值得一提的是，兜罗锦及一系列东南亚特产的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与当时大食商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经营密不可分的。

（一）陆路传入中国路径

如前文引用的曹昭所述，南番、云南确是主要的原材料产地，而文中将西番亦列为兜罗绵的来源地之一，似乎并不符合常理。明代所谓的西番，是指西羌族及他们散居的河、湟、洮、岷等地，这些地方主要是寒冷的高原地区或干燥的大陆气候区，未必适合娑罗树这样的高大乔木生存，自然也就没有用以生产兜罗绵的娑罗树籽。如此来看，作者将西番归为兜罗绵的产地，似乎是记载中出现了讹误。但宋代的史料为这一记载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宋朝熙河路官员李宪的言论：当地的博买牙人为了逃避商税，从小路与卢甘、丁吴、于阗、西蕃进行走私贸易，贸易的主要货物中就有兜罗绵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4：7272.。此外，另有两条史料亦可佐证宋代有兜罗绵经河西走廊一带进入中原：成书于清代的《西夏书》曾记曰，回鹘汗国败亡后，其余部散居甘、凉、瓜、沙等地，其中一些人从事商业，进行兜罗绵等货物的贩卖⑤周春（撰），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4：204.。《百宝总珍集》中的记载则更为直接：“兜罗绵出西夏国，此物纸捻成，稍旧者直钱四五千，紫青色新好者，十贯左侧。”⑥佚名（撰），李音翰（点校）.百宝总珍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59.诚然，作者并不清楚兜罗绵是如何制作的，因而错误地认为洁白柔软的兜罗锦是由“纸捻成”。

尽管宋代有史料将兜罗绵的来源指向西北地区，但这未必代表着西北就是兜罗绵的原产地之一。在北宋时期，陆路依然是中原地区与西域、南亚交流的重要途径，仍有商人、求法僧人在前往印度时选择由阶州（今甘肃武都）出塞，经甘、肃等州进入吐鲁番盆地，再过葱岭至印度诸国⑦张国刚.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卷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55.。后来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在占据河西走廊之后，往往能够掌握陆上商路的控制权，甚至劫掠过路商旅。《西夏书》中云：“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⑧周春（撰），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4：204.《宋史·大食传》中亦载：“（大食）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①脱脱，等.宋史：大食传（卷四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1 4 1 2 1.由此可知，不出产娑罗树的西夏境内，是能够通过陆上商路的贸易或是劫掠来自印度的商旅来获取兜罗绵的。

这样一来，兜罗绵通过陆路传入中国的路径基本上是得到了确定。在宋代，经由陆路运输的兜罗绵，最有可能的产地便是印度诸国。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肯定了兜罗绵在宋代已经是彭茄罗国（今孟加拉国）与南毗国（后又作古里佛、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一带）的重要土产②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6 7，9 0，3 6，3 5.。那么，这就意味着生产于南亚次大陆的兜罗绵，完全可以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被运输至中国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再经由他们之手进入中原。此间亦有西羌、甘州回鹘与西夏等西北民族在陆上丝路的活跃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出于维持生计或积累财富的目的，而积极地参与到中西的贸易活动之中（尽管有些劫掠、索要高额商税的行为会破坏这种贸易关系），使得在当时航海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陆上丝绸之路仍在中国与中亚、南亚的商业、文化往来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海路传入中国路径

除了通过西北陆路进入中国，兜罗绵另一条进口途径便是通过海路。盖如前文所述，在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之后，仁宗出于对使者及所携贡品的安全考虑，诏令大食使者此后应走海路，于广州进入境内。③脱脱，等.宋史：大食传（卷四百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7：1 4 1 2 1.从这时开始，大食与中国的主要交通途径便以水运为主，兜罗绵也开始见诸于宋人对东南亚各国的记载。

由《诸蕃志》与《岛夷志略》两书所提供的信息可知，宋元两代此物大量进入中国，主要的来源有注辇国、大食国、班达里、朋加剌、南毗国以及加将门里等地。值得注意的是，赵汝适对大食国的描述中，提到了兜罗绵是当地的土产之一。这很有可能是作者错将作为兜罗绵贩卖者的大食人当成了兜罗绵的制造者，因为气候酷热且干旱的阿拉伯半岛明显是娑罗树无法生存的。况且其下文还提到“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啰安等国转易。”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6 7，9 0，3 6，3 5.那么不难看出，兜罗绵未必原产于大食，更有可能是大食船商在航行的过程中，于其沿途所经的三佛齐等港口进行“转口贸易”，通过与在三佛齐港口的他国商人购得兜罗绵等货物，再将从东南亚买到的这些货物贩运至中国东南沿海。这也反映了宋代的阿拉伯商人与三佛齐的商业政权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的高度活跃。王赓武指出，这一时期的阿拉伯人与三佛齐国在商业上形成了一定的同盟关系，三佛齐国王在其首都巨港为阿拉伯人建立了一片港区，以供他们在中国南海进行贸易⑤Wang Gungwu（王赓武）.The Nanhai Trade：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Singapore［M］.Times Academic Press，1998：94.。另外，三佛齐为了进一步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利权，往往采取军事手段迫使过往商船到该国港口停泊，史载：“若商舶过不入，即出船合战，期以必死，故国之舟辐辏焉。”⑥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6 7，9 0，3 6，3 5.这也就使得公元10世纪的三佛齐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中的地位达到了鼎盛，成为了周边各国商品的集散地。在此处中转的商人们，有机会将许多原本并非本国所产的物品收入囊中，并把这些货物贩运至更远的地方以获取丰厚的利润。

在《诸蕃志》对于三佛齐的记载中，提到了另一个重要信息，大多数三佛齐国民以“蒲”为姓⑦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6 7，9 0，3 6，3 5.，据桑原骘藏的考证，当时聚居于东南亚的蒲姓，一般都由穆斯林姓名中常见的前缀“Abu”的转音而成⑧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4：2.，但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尚未大规模伊斯兰化，从该书对于三佛齐“豢畜颇类中国”以及酿酒业盛行的记载来看⑨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 0 0 0：6 7，9 0，3 6，3 5.，伊斯兰教尚未成为当地主流宗教，穆斯林在该国中人口占比并未很高。这一信息表明，在当时负责三佛齐与中国之间贸易的商人确实以大食人为主，才会给宋朝人留下蒲姓占国民多数的印象。赵汝适将大食人所运到泉州的兜罗绵误认为大食之土产，亦是由于大食商人在兜罗绵的贩卖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在商业活动之外，兜罗绵的另一条重要的入华途径便是东南亚各国的进贡。据清人屈大均所撰《广东新语》记载，占城国王阿荅阿首和三佛齐国王哈剌札八剌朴分别于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和洪武四年（1371年）遣使进贡，其贡物中都有兜罗绵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85：429-430.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同样是在洪武四年，暹罗国王派遣使臣沙里拔至中国，“自言：‘衔命来王，去秋八月，坏舟乌猪洋，漂至南海，所余贡物，仅苏木、降香、兜罗锦来献，不敢自于外包茅。’”②张燮.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32.成祖即位后，仍有周边国家向中国进奉兜罗绵和红撒哈剌等织物。③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3，104.洪武十六年，须闻达那国王殊旦麻勒兀达肦进献马、布、兜罗绵等物及蔷薇水、沈速诸香。④（清）龙文彬（撰）.明会要.外蕃二（卷七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6：1521.

可见在明朝前期，兜罗绵已经成为了东南亚国家常用的贡品，成为了明代贡赐贸易中的常客。除此之外，在广州等港口城市的地方史料中，也有番商携兜罗绵前来贸易的记述。⑤戴景（修），张岳（篡）广州通志初稿（卷九）［Z］.明嘉靖刻本：33a-33b.

兜罗绵作为一种纺织品，如前文引用《一切经音义》所言：“妬罗绵，堪以为衣者也。”⑥释玄应，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Z］.海山仙馆丛书，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980.可见其在中国古代主要的用途之一是制作衣物。《大明一统志》在对云南布政司所辖缅甸军民宣慰使司的风俗记载中，提到当地夏季炎热，百姓穿单衣，冬天则较为寒冷，人们大多以兜罗锦衣御寒。⑦李贤（撰），方志远（点校）.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七）［M］.成都：巴蜀书社，2017：3910.另据唐代道宣法师所著的《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校释》中，提到一戒名为“兜罗贮褥戒”，学诚法师解释为当时有人将兜罗绵放入布套中，制成褥子，这种褥具容易生虫，出家人若是使用兜罗绵褥，会伤害这些虫子的生命，违背出家人慈悲为德的精神。⑧道宣律师（著），学诚法师（校释）.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校释［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314.此外，兜罗绵还可用作被，或是染色之后作装饰之用。

在棉花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时，冬天用于御寒的衣物多为麻制。因此，质地柔软且厚实的兜罗绵进入中国后，受到了贵族阶层的青睐。由于兜罗绵的舒适性以及稀缺性，这种织物成为了朝廷进行封赏所用几种主要物品之一。明朝廷在获得东南亚诸国以及大食国所进奉的兜罗绵后，大量地将这种昂贵的丝织品赐给宗室、功臣。谈迁在《国榷》中记载了成祖在位时的两次赏赐，第一次在永乐十年的七月，“赐廷臣兜罗棉被”⑨谈迁（撰），张宗祥（点校）.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 9 5 8：1 0 7 8，1 1 3 3.，第二次是永乐十四年赏赐蜀王朱椿，以奖励其揭发谷王朱橞图谋不轨之功，所赏赐的物品中，兜罗绵亦然在列。⑩谈迁（撰），张宗祥（点校）.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 9 5 8：1 0 7 8，1 1 3 3.兜罗绵作为一种高档纺织品，被大量地用于赏赐皇亲国戚以及功臣之中，这一点在明代王世贞所著的《弇山堂别集》中得到了相当详细的记述：

“永乐赏谷王橞金川门功，乐七奏，卫士三百，金银大剑，金三百两，银三千两，……，绢五百匹，白兜罗绵一条，西洋布三十匹，檀香三百斤，降真香五百斤……”

“赏蜀王发谷府反谋功，黄金二百两，银千两，钞四万锭，……，兜罗锦十条，高丽布一百匹，白米千石……”○1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85：429-430.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

以及此后追加给蜀王的赏赐：

“又银四千五百两，钞十万锭，米万石，紵丝五百匹，纱罗各二百五十匹，绢一千匹，兜罗绵六十条，苏木五千斤，胡椒三千斤……”○12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4.

成祖朱棣曾赞扬蜀王朱椿曰：“王此举，周公安王室之心也。”○13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一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80.将蜀王与周公相比拟，可见其功勋之卓著，朝廷对其封赏自然应当十分优厚。明代文人在对他所获赏赐的记载中特意提到了兜罗绵，亦能说明当时兜罗绵的贵重。

宣宗即位后，依照惯例进行了覆盖范围较大的封赏，对象主要是同姓亲王及宗室公主，兜罗绵同样作为贵重的财物被赐予亲王们：“赐周、宁、庆、代、沈五王各白金五百两，紵丝二十表里，锦五匹，纱罗各二十匹，兜罗绵五匹，西洋布十匹，钞三万贯。汉赵两王加黄金白两，余同。其晋、楚、辽、肃、鲁、韩、唐、伊、蜀、秦十王，各白金三百两，紵丝十表里，锦三匹，纱罗各十匹，兜罗绵三匹，西洋布五匹，钞二万贯。宁国、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阳、宝庆七大长公主及永平、安宁、咸宁三公主，各白金二百两，钞万贯，余同十王。”①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1 2 6 3-1 2 6 4，1 6 6-1 2 6 7，1 2 6 5.

除了上述因功获赏以及新帝登基后进行的赏赐外，被记录在列的还有藩王进京朝觐时受到的封赏：“（永乐）九年，赐谷王橞白金千两，钞三万锭，紵丝百匹，衮龙袍服三袭，绢五百匹，白兜罗绵十条，西洋布三十匹……”

“（永乐）十四年，赐周王橚钞二万锭，紵丝五百匹，纱罗各百匹，绢千匹，兜罗绵五十二条，火者二十八人，马百匹。”

“楚王桢马百匹，鞍辔一副，钞三万锭……红白兜罗绵五十二条，及红撒哈剌、狮子尾等物。”

“（永乐五年）庆成王济炫炽金衮龙紵丝袍服十八表里，各色紵丝一百表里，撒哈剌二匹，兜罗绵被十，金相椰盏一，钞五万锭。”②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1 2 6 3-1 2 6 4，1 6 6-1 2 6 7，1 2 6 5.

另外，宗室藩王前赴封地就国时，皇帝也会对他们进行赏赐，如周王朱橚前往大梁之前，先是被赐予万锭纸钞，又在其于朝中辞行之时受到了奖赏，所赏赐的财物之中同样是包含着兜罗绵的③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弇山堂别集［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5：1 2 6 3-1 2 6 4，1 6 6-1 2 6 7，1 2 6 5.。兜罗绵如此大量地被用于皇室宗亲们的赏赐之中，足可见其贵重，已说明这种原产自国外的织物，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非常高。

但明、清两朝对于兜罗绵使用的记载仅止于此，盖因明朝贡赐贸易的特殊形式，以及后来海禁政策的实行，由海外输入中国的兜罗绵往往只在社会的上层得到流传和使用。诚然，此时由阿拉伯商人主导的东南亚贸易体系在西方殖民浪潮的冲击下瓦解，同样使得传统的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商品，如象牙、香料、织物向中国的输入量大幅度减少，兜罗绵亦难逃波及④D.Henry.Ages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A］.D.Henley and H.S.Nordholt，Environment Trad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C］.Leiden：Brill Publishers，，120-132.。在这时候，除了云南地区可以自主生产兜罗绵，中原等地获得兜罗绵的途径似乎已经断绝。从前文所引清代阮葵生误将兜罗绵认为是沙塌儿布的事例，亦能看出，在阮氏编著《茶余客话》之时，即18世纪中后期，兜罗绵或许已在中原绝迹，使得当时的士人只能通过市井传说去了解此物，造成了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兜罗绵亦名蓦黑蓦勒，系由南亚及其周边诸国以娑罗树籽为原料制作的一种纺织品，因其与佛教起源于一地，使得兜罗绵常在佛教经典中被提及。这种织物的主要特点在于洁白、柔软，又由于其制作工艺复杂，导致价格高昂，成为古代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一种奢侈品。兜罗绵在中国境内的用途亦是值得注意的，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再加上中国上层社会对这种稀有的纺织品十分青睐，进一步抬高了其在国内的身价，以至于能够被明代皇室作为奢侈品用于赏赐宗王。在靠近边疆的云南地区，由于当地的兜罗绵产量稍高，因此也被百姓用来制作御寒的冬衣，其在中国流行、使用的历史可达五百年之久。

兜罗绵先后经由陆路、海路传入中国，亦是反映了中国对外交流主要途径的转变，将其置于全球化视角下进行审视，会发现这一转变的背后，既有局部地缘政治的因素，亦有整个东半球商业格局重组引发的中国贸易手段的变化。从局部来看，周边少数民族崛起，以及他们对河西走廊、漠北草原的占据，使得宋朝失去了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只能更加倚仗海洋作为对外交往的主要载体。从大的方面看来，尽管兜罗绵输入中国只是当时对外贸易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但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通过前后对比，可以发现自南宋开始，兜罗绵更多地见诸于各种史料之中。促成这种发展的，是以大食商人为主导的东南亚贸易体系，在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营下，东南亚、南亚的商品得以集聚，并与中国之间维系着频繁的大规模贸易往来，不仅兜罗绵如此，诸如香料、象牙、琥珀等许多奢侈品都于此时更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而中国的陶瓷、丝绸同样迎来了空前的外销高潮。其后，随着海禁政策的实施，以及西方殖民扩张造成的东南亚原有贸易体系的崩溃，使得从海外输入的商品数量急剧减少，兜罗绵亦在此列，以至于其传播不复见于史籍之中。

兜罗绵作为宋代至明代期间输入中国的诸多海外商品中的一种，其进入中国的路线、规模的变化，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交往主要方式变化的一个缩影。更进一步来看，从兜罗绵大量进入中国，到其在中原地区几乎绝迹，亦是反映了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贸易在西方影响下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亚、东南亚的产业结构被显著地改变，传统的手工业开始被淘汰，生产方式由分散走向集约化、规模化①G.Wade.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900-1300 CE［J］.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9（2）：221-265.，以兜罗绵为代表的当地土产的生产规模也因此严重萎缩。另外，在这一时期西方势力的主导下，南亚、东南亚地区成为了殖民体系中的资源供给者，其贸易重心由东方转向西方。诚然，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对东方世界的海上贸易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但导致上述变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一发展造成的世界格局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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