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龙 华 平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劳动本身具有双重属性，即作为必须支付的生存义务和人之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体现”[1]，故劳动幸福蕴含双重本真要义，即人通过劳动维持自身的肉体生存和确证自己的类本质所获得的愉悦体验，是肉体生存和精神满足双重潜力的统一。新时代劳动幸福在价值层面体现在劳动创造幸福成就幸福，在属性上体现在劳动自身就是幸福，是人的需要的体现和满足。在新时代背景下，探讨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不仅是构建新时代劳动幸福亟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还是彰显劳动者是历史创造者、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民共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要求。目前，学界在哲学、生态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领域探讨劳动幸福，在定义、内涵、理论溯源、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一批研究成果。但既有研究在立足新时代背景，从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探讨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则不多见。为此，将研究聚焦点回到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视域，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历史、现实等维度审视新时代劳动幸福的可能性，对推进该领域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时代是一个需要伟大理论并且能够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新时代劳动幸福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立足经典与中国实际，秉持传承与批判的价值立场，兼容并蓄阐发相关理论以构建其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

(一)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源头活水

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视角出发，以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为主线，阐释了劳动本质、劳动价值、劳动解放等劳动幸福思想，形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新时代劳动幸福提供了理论源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劳动是创造人本身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一方面，劳动创造了人自身。劳动是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方式，是有生命的个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人从猿进化为人的过程中发挥着历史性作用，创造了人本身。另一方面，劳动是理解人类社会的秘密钥匙。马克思认为，“有生命的个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和生活，首先要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和生产满足自身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哲学层面来看，劳动为幸福感的产生创造了基础和前提。

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劳动是创造幸福的动力机制。人们的需要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蕴含着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社会需要、生态需要等，在劳动中不断产生并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恩格斯对这伟大的发现进行论证，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2]。这表明人们通过劳动满足肉体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后，必然会产生新的需要，争取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活动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要，实现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相统一。经济层面的阐发在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理论中基于基础性地位，阐明人的活劳动的独特之处，表明了劳动是创造幸福的动力源泉。

在科学社会主义层面，劳动是生命的乐趣。劳动的本真存在是人之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体现，是具有幸福意义的价值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致力于达到人之为人的本质复归的“必然王国的彼岸”，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3]。到那时，劳动异化的根源将完全消失，劳动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真正实现。从这层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层面的阐发是解决劳动幸福的价值所在，预示劳动幸福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获得劳动解放。这指引着一代代人去接续奋斗。

(二)以中华优秀传统劳动幸福思想为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4]，蕴含着丰富的劳动幸福理念，如以民为本、勤俭节约、善于劳动、辛勤劳动等文化血脉，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新时代倡导劳动幸福的文化根基。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

以民为本是古代圣贤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主要体现为敬民、爱民的政治伦理主张。一是爱民，认可劳动者的地位。“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出自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出自(明)张居正《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都阐明为官者要坚持劳动者至上的为政理念，表明民意是最大的政治优势。二是利民，施利民良策。“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出自老子语录《文子·上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出自《管子·治国》。这些政治伦理主张，阐明了为官者要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施利国利民良策，造福人民并藏富于民。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勤俭节约的劳动美德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底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崇尚劳动、勤俭节约的美德，激励着中华民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和今天的成就。一是崇尚辛勤劳动。“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出自(先秦)《尚书·周书》，“百尺竿头立不难，一勤天下无难事”出自(清)钱德苍《解人颐·勤懒歌》，这些箴言告诉人们要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实现美好梦想，要破解发展难题、铸就生命辉煌，才能收获幸福。二是崇尚节约。“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出自(唐)李商隐《咏史》，“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
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出自(清)金缨《格言联璧·持躬》，这些箴言蕴含着节俭光荣、浪费可耻的美德，我们要发扬艰苦守业、辛勤劳动的优良传统，要践行绿色消费、反对铺张浪费。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实干巧干的劳动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如何劳动”的名言见解相当丰富，主要是表达劳动秉持科学方法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一是强调实干。“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出自(西汉)刘向《说苑·政理》，鼓励人们要敢于劳动实践、乐于劳动实践，踏实做事筑根基，方可获得幸福。二是注重巧干。“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出自(北宋)欧阳修《尹师路墓志铭》，警策我们要审时度势，打破得过且过的思维定势，大胆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思想观念。

(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价值取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劳动幸福”理念贯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站起来”、迈进“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中。历届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劳动文化相结合基础上形成了以生产劳动、勤劳致富、有益劳动、体面劳动以及劳动创造幸福为主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观，为新时代劳动幸福铸就了价值方向。

在革命、建设时期，面对亟须解决物质基础匮乏、人民生活贫困落后、巩固政权合法性的时代命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将劳动生产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家层面高度肯定劳动者以及劳动生产的作用，将“劳动光荣”摆在了一个崇高又神圣的地位，提升劳动及劳动者的政治地位，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热情并积极投身到社会重建和政权巩固中去。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提出“致富光荣”“勤劳致富”新理念，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5]。同时，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勤劳致富过程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打破“大锅饭”分配方式，但要防止两极分化，杜绝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新的剥削者。

20世纪90年代，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快速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地提出有益劳动，强调一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简单劳动或是复杂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6]。

随着国内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得到日益满足，中国经济社会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7]。面对新世纪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共产党人首次提出体面劳动，明确指出要让广大劳动者更全面更公平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体面劳动。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和新时代劳动的新特点，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论自觉，就劳动创造幸福作出一系列创造性论述，形成了劳动创造幸福观。其中蕴含深刻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基于认识论层面，习近平强调将幸福源自劳动创造的价值观念视为全社会成员都要认可的理念。在方法论层面，习近平强调幸福依靠劳动来创造，关注如何将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理念上升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在价值论层面，习近平基于劳动创造人自身视角创造性提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8]，基于劳动创造历史视角强调“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9]，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联系。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肩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民族危亡到民族独立、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也是中国人民的劳动幸福程度逐渐提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提供了历史条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劳动幸福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无数中华儿女上下求索的梦想。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旧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从此陷入内忧外患的艰难境地。中国劳动人民也从此深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和饱受严苛的多重劳动剥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不劳而获的“蛀虫”掠夺一空。帝国主义的侵入并裹挟而来大量外资企业，扩展了中国产业工人群体。加上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迅速扩充了中国产业工人群体，截至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总计约260万人，再加上1 800万手工业的工人、店员和城市苦力，已经形成一支具有特色的中国近代工人阶级队伍”[10]。但广大中国劳工群体由于受教育程度低、谋生技能单一、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等情况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工作及生活环境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所得实际工资水平很低，并对雇主有着很强的人身依赖性，成为生产与机器控制的仆人[1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钥匙，也标志着劳动幸福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幕从此拉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劳动者的利益和幸福而不懈奋斗，将劳动者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团结和带领全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劳动人民从此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压迫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从而为人民以劳动收获幸福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劳动幸福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以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成为当时党和人民的首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党带领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展开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政治方面，党带领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框架。这不仅充分保障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还增强劳动人民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在经济方面，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得到恢复和发展。党领导全国劳动人民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将传统以劳动群众个体所有转变为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将资产阶级所有的私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确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在中国社会的消灭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彻底消除造成劳动异化的制度根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为逐步提高劳动幸福程度创造了根本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我国产生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与西方社会倡导“以资本为本”价值观不同，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即坚持劳动者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立场。这客观上要求赋予“劳动光荣”崇高又神圣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层面高度肯定劳动者及劳动生产的作用，提高劳动及劳动者的政治地位，鼓励人人参与劳动生产，扭转旧社会“劳动卑贱、不劳而获光荣”的畸形劳动价值观念。在那个物资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人们没有因物质生活拮据而感到不幸，并自觉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以国家主人翁身份积极投身社会生产中，通过辛勤劳动初步建立起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也点燃了劳动人民以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热情与希望。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谁劳动得越多，谁就越幸福。有些地方出现了“工作时间过长，加班加点和义务劳动相当严重”[12]的问题。过度劳动不仅损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还消解人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幸福感，妨碍劳动的可持续开展。为此，毛泽东同志强调，做事要劳逸结合，要时刻关心劳动者的生活，平衡他们的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劳动生产能力。

(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劳动幸福提供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强调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以及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富起来。一方面，对内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适应劳动生产力发展。率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来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农村过剩劳动力以满足城市工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接着，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以市场化改革为推动力，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允许劳动者自主择业、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效率。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3]，盘活各种生产资源和要素。同时，党和国家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全面推动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变革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形成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生动活力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对外实行开放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一定程度上说，对外开放也是改革，旨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以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为标志展开对外开放历程，从开放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到开放内陆中心城市，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激发劳动人民的创造活力。

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不断变革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党带领全国劳动人民依靠辛勤劳动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变成日益民富国强的新中国，创造了巨额社会财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45亿元跃升至2012年的51.89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提高到2010年的12 520元[14]，“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5]，使“富起来”成为现实。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了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研究表明，在过去10年间，我国劳动人民的幸福感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是提高国人的幸福生活指数的主要推动力[16]。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决许多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没有办成的大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奠定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劳动幸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经济增长也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面对这一重大变化，党领导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创造出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知，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114.3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2012年翻了一番还要多；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 128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还要多。这些数据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相比从前跃上了新台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快速提升，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人们相比从前有了更多的劳动机会、更多的劳动自由，让劳动付出获得更多切实的物质经济利益，进一步释放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可选择性，极大提升人们的劳动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全过程民主不断扩大为劳动幸福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劳动幸福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一是坚持完善党领导一切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党的领导制度上升到根本制度层面。有了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制度，不仅从根本上支持和保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还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成果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确保劳动幸福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是具有更加健全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在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健全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这不仅更加充分保障劳动人民享有广泛民主权利，也更加丰富人民民主形式，为劳动人民的劳动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多元化以及各种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劳动关系日益复杂化，劳动领域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劳动领域的法治建设滞后不能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够最大限度地遏止劳动异化，为尊重和保障人的应有权利如生存权、发展权、解放权和尊严权提供法治保障，达到通过法治体系确认劳动幸福权利的目的。

由此而论，全过程民主是让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民主，是具有“良政”与“善治”的民主。当前，人民民主渠道多样、有序、便捷，让劳动人民的期盼、希望、诉求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这使与劳动、劳动者相关的制度与治理更能凸显劳动人民意志、保障劳动人民权益、激发劳动人民创造力。

(三)劳动文化繁荣发展为劳动幸福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

劳动创造幸福，劳动带来快乐。在新时代，劳动文化繁荣发展为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精神食粮，为引导人民尊崇劳动、崇信劳动幸福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保证。一是中华优秀传统劳动文化的传承弘扬。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历来重视劳动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劳动文化。无论是“一勤天下无难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等蕴藏勤劳精神的经典名句，还是“愚公移山”“铁杵磨针”等蕴含吃苦耐劳精神的故事都在新时代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很好地诠释新时代应然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情怀，为新时代劳动幸福提供了文化基因。二是革命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在革命战争年代，以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系列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红色革命文化造就了一批批“为革命献身、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经验加创新”[17]的“革命型”劳动模范。他们在积极参与义务劳动、全力支援前线战斗时所展现的精神面貌，首次铸就了“劳动光荣、劳动致富”的价值观念，为新时代劳动幸福积淀文化底蕴。三是社会主义劳动文化的广泛弘扬。在当代中国，在政党推动、学术研讨、媒体发声等共同努力下，以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内核的社会主义劳动文化得到广泛弘扬。人民英雄、道德模范、劳动模范成为明星偶像，全社会日益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尊重劳动的良好氛围。

新时代劳动文化繁荣发展，劳动光荣、崇高、伟大、美丽的观念蔚然成风，不仅使劳动创造幸福在中国大地根深蒂固，还为引导人民以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四)民生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为劳动幸福奠定扎实的社会基础

民生保障连着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关系劳动幸福的实现程度。注重和改善民生，旨在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民生保障就是保障人之为人最基本和最根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尊严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14亿多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动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健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一是积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让亿万劳动者拥有自己热爱的工作的同时，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平衡劳动者的劳动与生活时间。同时全面治理农民工被拖欠薪水问题，破解“欠薪顽疾”问题。二是形成了统筹发展与共享收入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破解“两极分化”难题。三是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社保、住房在内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社会保障体系对困难人员、弱势群体的民生兜底作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来整治房地产产业乱象，让人们安心地幸福劳动并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等等。现阶段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与新的时代条件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新型民生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成果，让14亿中国人民实现了民生质量的巨大飞跃，有效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新时代劳动幸福奠定更为有力的社会基础。

劳动幸福，民生为先。新时代民生保障体系不同于传统的民生保障，仅强调对特殊人群特殊照顾，而是努力朝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抚的民生保障目标全速挺进。民生保障越是健全的国家，“国民共享的份额就越大、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程度就越高、离共同富裕目标的距离就越近”[18]，国民的劳动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越充实、可持续。

(五)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为劳动幸福提供有利的自然基础

人是自然存在物，必须依靠自然界生存。对于人来说，劳动物品能否满足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程度、能否实现人的目的及其实现程度，首先取决于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自然条件。由此表明，生态环境条件是提升劳动幸福的重要基础。然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会产生正面和负面两类结果。生态环境日益严峻便是这类负面结果，对劳动幸福产生负面冲击。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是思想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及将绿色发展列入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极大增强。二是措施之实，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持续实施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三是制度之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显著增强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基本建立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等等。经过采取种种措施，我国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一个善待自然、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越来越清晰起来”[14]，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优美的劳动环境和宜居环境，为持续提升人们的劳动幸福感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前提。

综上，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三重维度中得以系统性体现，从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幸福思想的正确认识与思想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劳动幸福理念的文化滋养，到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两个结合”原则对劳动幸福思想的科学把握与开拓创新，使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的学理建构得以明确；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使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的历史条件得以明晰；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使新时代劳动幸福何以可能的现实基础得以彰显。由此而论，劳动幸福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幻想，而是符合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是与当前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在党与人民不断战胜各种风险与挑战中逐渐呈现。其实，劳动何以创造幸福的根本在于劳动作为确证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使人的本质和意志在劳动中得以体现和完善，劳动主体在劳动中满足实现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本质意志的合理需求，使得劳动主体与劳动过程、劳动资料、劳动成果、劳动关系、劳动价值等得以完美结合，实现劳动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创造的伟大成就使劳动者相比以往任何时期拥有了更多享受劳动的机会，使劳动者不仅逐渐脱离枯燥重复的生产活动并投身到体面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由衷体味到解决劳动难题的成就感、收获劳动成果的满足感、获取他人和社会认可的愉悦感等；
还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去消除疲劳、感知美好、成就自由、提升自己。概言之，在新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正在从谋生性阶段向乐生性阶段跃升，劳动的强制性、谋生性正在不断弱化，自由自觉性、非谋生性质正在逐渐增加，使得人的本质与意志正在不断体现与完善，使得劳动幸福的图景也在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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