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遵义府木政研究

任艳云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据《前汉书》记载，蜀郡已有木官一职。不论是秦时阿房宫的建造，抑或明清故宫的修建，都表明木官的设置与王朝的宫殿修建有着密切的关联。每一朝代的更迭就是每一王朝宫殿的修建史，即所谓“改朝换代的历史，也就是皇宫不断复建的历史”[1]P253。有明一代，朝廷多次到蜀中采木，遵义木场与马湖等地成为地方对中央的木材直接供应地，这些木材的砍伐与“皇木”息息相关。所谓“皇木”，就是“皇家修建宫殿、陵寝、祭坛等所用的木材，以高大的楠杉为主，多采于长江中上游的今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云南等地。”[2]P32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数百年间，朝廷仅在四川（包括遵义）一地便采办皇木多达23次，运走楠杉约53000根，耗银1000万两以上。[3]P144对木材需求量的增大，致使中央不得不对地方木材实行政府管制，遵义府木政制度由此产生。

贵州林业发展出现的历史性转折，应从明代开始。古代，黔北地区森林十分茂密，且树木种类繁多，[4]P13遵义地区的楠木是修建皇家宫殿的上等木材。明代以前，虽然有战争对森林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贵州人口稀少、交通闭塞，森林仍然保持在很好的原始状态。明初，中央王朝军队经黔入滇征服梁王，后将部分军队留在贵州，人口的增多，生活和建筑事业的发展以及中央对贵州木材的需求都导致贵州森林资源发生了改变。

明代时期的人口增多大部分原因源于屯兵以及汉族的迁入。除了征服梁王的中央军队通过屯兵形式留在贵州以外，另因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正式建置为省，此后，大量汉族通过移民的方式进入贵州。且在此之前，贵州卫所的纷纷建立，使得大批兵员及其家属如潮水般涌入贵州,[5]人口的增多自然引发了生活和建筑事业对木材需求的增大。

中央对木材的需求早在明初就已显端倪。明代初期，尽管大部分地区已实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势力尚存，此时播州仍然实行以“司”为政区的行政规划体制，播州境内的楠木成为王宫修殿的上等木材。《明史·杂货志》言：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派尚书宋礼到四川，“礼言，有数大木一夕自浮大谷，达于江。天子以为神，名其山曰神木山。”[6]明代的皇木采办也始于这一年，史料记载：“（永乐四年闰七月）文武群臣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遂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遴诣湖广，户部左侍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金都御史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人给米五斗、钞三锭。”①《明太宗实录》卷57。

据统计，“明代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宣德、景泰、正德、嘉靖、万历直至明末崇祯年间进行了二十次大的采办，其中嘉靖和万历两朝最多。”[7]原因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以及后来的万历年间（1573～1620年），西安的城门和一些官邸毁于一场大火。当时，该城市的经济捉襟见肘，不仅难以买到所需要的木料替代原有的建筑材料，而且对于一些特别需要的木材还要从远在贵州和四川的山区采购。”[8]P121明洪武初年，朝廷“建置城郭都邑，册封蜀王，营建藩府，皆取蜀材”②道光《遵义府志·木政》。。包括后来诏建北京行宫、正德年间重修乾清宫等，都前后入蜀采木。嘉靖时期，朝廷对木材的需求达到高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嘉靖年间多处宫殿受灾，不得不用木重建。如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三殿灾，敕工部右侍郎刘伯跃督木。二是大肆新修宫殿庙宇。如嘉靖十九年（1540年），新建寺庙，乃派敕右副都御史戴金监督采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修建承天等宫殿，派巡抚都御史雒遵兼督木。三是即使没有修建之事议，仍然不断采木，大体是因为这种“以木为政”的趋势已成为地方政府实行的一种木材贸易体制，百姓靠木材维生，政府也靠木材维持财政。

据史料记载，不仅嘉靖年间对木材的需求量大，整个明王朝时期，遵义木材都是中央的必需品，历代帝王对木材的需求时间及原因如表1所示：

表1 明朝历代帝王时期入遵义府伐木事件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朝廷平定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播州实行改土归流，置遵义府，隶属四川省。遵义府的林业资源主要“集中分布于仁怀、桐梓、遵义及乌江中下游地区”[9]P9。由于朝廷对木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遵义府已完全归中央管辖，遵义府木政在历史背景下产生，木官以及木厂的设置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改善。

木政的发展与王朝宫殿的修建有紧密的联系。美国学者孟泽思指出：“国家对森林资源利用的控制，在明清时期是最明显的，因为在这两个朝代中，木材成了建造和修复北京城宫殿的必需品。木材的主要来源和产地，是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和贵州。”[8]P118明代，除了王朝宫殿的经常性修建需要木材外，播州楠木的优良品质也得到王公贵族的青睐。“播州之木，有儒溪、建昌、天全、镇雄、乌蒙、龙州、蔺州之木，并属四川巡抚督率采运。”[6]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所生长出的木材，“悬嶂阴岩，桐生茂豫，转叹良才美木产此无用之区”[6]，无不表明朝廷对蜀中地区美木开采之心切，木政制度也由此产生。

（一）明代遵义府木厂的设置

《四川通志》中有记载朝廷对遵义采木一事，早在明初年间，朝廷便设置专官采办木材事宜，开始倡办官厂伐木，到天启年间，“设督木道一员，驻扎涪州，招采木商人。”[6][6]

据《采木条议疏》中记载：明朝时，绥阳设有一木厂，名南宫北扫。该厂设有督木道一员，驻涪州；
设督木同知一员，专管钱粮；
设架长、斧手以及人夫若干名，架长看路找霜，即一方面要将木材搭成平台垫低就高，减小坡度，另一方面要以两列杉木平行铺设于路基或支架上，所谓“找霜”以方便人夫拖运，斧手伐树取材，人夫将搭好的木材拽运至河；
另外还配备石匠打挡路石，篾匠做捆木缆子，铁匠打斧头。一厂中需要架长二十名，斧手一百名，石匠二十名，篾匠五十名，铁匠二十名。[10]P505这种设置专门的木厂进行采木，无疑是明朝对取木之道的重视，并在不断发展中，逐渐转变为一种由政府直接控制的木政制度。

明代木厂的设置既是一定时期中央在地方采木的结果,也是政府对地方经济的直接参与形式，可见木厂又是木政制度发展的一个产物。到明末，木厂由政府直接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与民间木商联合管理模式，即协助商人发展资源型产业，尤其是木材加工业。[8]P119这一模式转变的原因还值得探究，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采木成为大家回避的一个行业，一是由于初期的皇木采办主要是民采，二是由于采木和运木的风险很大，“蜀民俱不愿入山，惟愿折银。”①《华堂集》卷8议汇，33表。因此官方就形成了这样的体制：把收回的折纳钱交给商人，由他们承办采木工作。[11]这种所谓的“招商买办”采木形式就开始了。

（二）清代对木厂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明代木厂的产生为清代木政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清代对木材的需求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朝廷对宫殿的修建总是不断地，如清雍正四年（1726年），建造万年吉地，需用楠杉木植等项，奉旨，四川巡抚宪德等遴员遵办，自六年（1728年）起，至十一年（1733年）止，共采木合式楠木一千七百三十八件半②嘉庆《四川通志·木政》。，这就迫使地方不断伐木，而作为楠木产地的遵义府一带必然成为采木首选地区；
另一方面，木材贸易的发展也成为遵义府木政不断发展的一个前提，这个时期，不只是遵义府一带的木材贸易发展迅速，中央需要的大量木材还从清水江流域砍伐。据《清世祖实录》卷一〇七记载：顺治十四年下诏“禁止官民采用楠木”，实际上这是将皇木采办的楠木置于中央皇室的统一控制之下。

鉴于明代木厂的设置，清代官员对遵义府木厂设置的认识更加深入，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督木的官员应该采用专业人士，这种专官应对钱粮的出入有详细的管理制度；
二是应将采木作为百姓的劳役改为招募制度，因为材木之地人烟稀少，加之招募更符合百姓采木之心；
三是斧手、架长职务都应该采取惯例的采木之道，若缺少其中任何一环，木材必将有损；
四是美木在砍伐之前必先进行测量，以防出错；
五是钱粮应先向上预示请拨，如果有多余的，可存留做其他用途，若不足应再向上请拨；
六是不宜采取木商之策，因明末时期，政府信用木商领取银两采办，一经其手，便任意花销，并且在采木之地借皇商之名，欺压百姓；
七是木材在水运过程中，应逐省找人夫递送。[12]

清代对遵义木政发展的认识明显提升，并在前人伐木过程的基础上看出各种弊端，由此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建议，可见清代朝廷并不仅仅需要木材，而且还将关注点放在了如何更好地发展木材业方面，以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清代对木材的采办从乾隆初年开始，地域仅局限在四川、贵州和湖广的少数地区。到清末，传统采办皇木的马湖和遵义两府已无大木可采了。[7]

中央王朝对木材的巨大需求，一方面导致被砍伐地区的森林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另一方面使得统治阶层注意到对木材的砍伐应适可而止，做到与生态相协调。如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682年～1685年），中央向地方要求采办大量楠木，但因资源枯竭而采办艰难，地方官员不断上疏请求减免，故免去了所有杉木和1800余根楠木，只采办了2663根楠木，而实际上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只解运了40根。同年五月，康熙皇帝便下诏“著停止川省采运”③《清圣祖实录》卷124。，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又谕工部免四川解送楠木。乾隆七年至十四年（1742～1749年）在四川采办的楠木有2028根，从乾隆十至十二年（1745～1747年）在广东琼州采办楠木2139根。[13]以后每次采办的大木数更少了，一般都没有超过一百株。

明清时期木材的采办与运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其中包含了对伐木前的勘察，伐木中的方法以及伐木后的运输。

（一）伐木方式

由于采办大木多于深山罕迹之处，且山路崎岖险峻，为伐木增加了很大难度。仁怀县声称：县属虽有所产楠木，皆在深箐，人迹不到之处；
至于砍伐，非比平地木植，可以随用斧斤。此谓“砍木之难”，不但险峻的地理环境为伐木造成巨大的困扰，而且伐木过程中对人力的要求、工钱的需求以及各种繁杂事务的处理都是考验伐木的重要环节。《明史·食货志》记载：“采造之事，累朝奢俭不同。大约靡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烦琐，征索纷纭。最巨且难者，曰采木。”道出了在贵州伐木与其他地区不同之处，而架长就是最明显的一个特点。由于贵州崎岖的山路环境，导致木材砍伐后不能像平原地区直接拽运至河，需架长一职在山路的拽运过程中垫低就高，以防木材的损坏。

皇帝下诏采办大木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勘察，勘察包括勘察木材与地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总督湖、广、川、贵采办大木，旋以忧去，以左副都御史李宪卿代之。乃分派参政缪文龙入播州踏勘。”[6]明清两朝的一些督木官员都需亲自登山行勘，历尽艰难，如永乐四年（1406年），“诏建北京行宫，敕工部尚书河南宋礼督木，先后凡五人入蜀。监察御史顾佐亦以采木至。而少监谢安在蔺州石夹口采办，亲冒寒暑，播种为食，二十年（1422年）乃还。”[6]勘察期间不仅花时间、花精力，有时候甚至勘察不出结果来，便形成了时间金钱的大量消耗，大木却一时半会儿采伐不到的局面。地方官的勘察更是辛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马湖府知府何源浚亲率千余人马从马湖城深入大山勘察皇木，其“山之高者透邀而上，俯视欲堕，手附藤萝尽力攀跻，衣履数穿”，往返一个月，经过了一千多里路程，其间由于“粮匮，众采野篙为食”①乾隆《屏山县志》卷7。。勘察完成后，由地方官上报勘察地的大木数量规模、所需人力财力，然后开始采木。因此伐木主要是“勘察―上报―砍伐”的一种方式。

（二）采木过程

木政的发展，其首要步骤就是在重要的采伐地设置木厂。如前文所述，木厂中都设有督木同知，具体督促采办，负责钱银出入和招募夫匠等事项。砍伐一根大木或者皇木，其首要步骤为，斧手砍树取材，架长垫低就高以减少途中的坡度，人夫负责拽运。其间还需要篾匠做捆绑树木的缆绳，在砍伐前将绳子捆绑于木头顶端，这样砍倒树后才能保证木材不受损坏。石匠负责打碎在拽运树木过程中的挡路石，铁匠的职责为打磨斧头以及与伐树过程中的各种铁器，另外在水运过程中还需要招募水手。这种耗时、耗力、耗钱的巨大工程也有相应的工作起止时间，若皇上下诏需要木材，地方下“九月起工，二月止工。三月河水泛滥，难以找霜，放工”。[6]

木政制度下的木厂所需要的职位为遵义地区百姓提供了就业机会，各个职位有其相应的工钱，架长、斧手、人夫三个职位的工钱如表2所示。

表2 明清遵义府木厂中工人工钱表

这其中还不包括水手、篾匠、石匠、铁匠、督木道以及督木同知等职位的工钱，可见，皇木采办固然是一项花费巨大的工程，但同时它也为发展地方经济带来了契机，为地方百姓增加了经济收入。

（三）运输方式

遵义府木材从砍伐运输到抵达京城，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贵州临接四川、重庆等地，木头的运输必经此处，史料记载：“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川巡抚能泰请设渝关于江北。”[14]P166因此，重庆地区也相应地设置木政制度以方便运输管理。

以古代的交通来看，运输木材最好的方式是水运。“黔北皇木的运送大致有三条路径，其一即赤水河，其二为乌江，其三是经桐梓抵綦江的陆路，最终均汇入长江。”[3]P148在抵达水运之前，要经过人夫拽运这一艰难过程。陆上拽运是架长、人夫相协调的一个过程，人夫在拽运前，架长需在路面上用杉木铺设路基或支架，在拽运的过程中，架长还需要搭建木架垫底就高，减小坡度，并在两高山间垒建高架桥。木材运至小溪过后的泄运也是十分艰难的，这是因为溪水太浅以至于大木无法浮于水面，必须等到涨水时放入水中的大木方能流入大江，因此便出现了“九月起工，二月止，工以三月”“陆运必于春冬，水运必于夏秋”的状况。（《四川通志·木政》）“大木以泄运或扎筏运到大江大河水次后，交各督木道验收，便开始从水路转运京师的解运过程。”[7]因此木材的运输，陆上拽运相当艰苦，水上泄运也相当费时，至大江后的河运相对比较轻松。

明清时期遵义府木政的发展，使遵义地区与明清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加强。森林资源为“国家的扩张与相对繁荣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机遇”[8]P121，遵义木政发展中的经济机遇一方面增加了皇木采办地百姓的经济收入：除了木厂的设置所需要的斧手、架长、人夫等职位以外，有时候采办大木便需用运夫500名，有的更要动用七八百人[6]，因此木厂的设置为百姓增加了就业机会，采木过程中的水运方式也成为航运发展的先机；
另一方面政府与民间木商的结合，即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又促进了遵义地区木材贸易的发展。然而，明清后期一味追求皇木的砍伐而忽视民生疾苦，以及木商借用“皇商”之名对百姓敲诈勒索，民众怨声载道，又是引发政治矛盾的主要原因，对此《遵义府志》称之为：“川、贵、湖广之人心收矣”。同时，大量树木的砍伐致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有学者指出：“贵州在万历年间的水灾次数明显超过其他时期，就连被明朝人称为‘亘古奇荒’的崇祯年间也不及。”[15]P34

遵义地区丰富的森林资源、优越的楠木品质以及无数民众采木、运木的艰辛，共同铸就了明清时期修建故宫等辉煌建筑成就。但明清时期遵义府木政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皇木，缺乏对森林管理制度的认识，由此忽视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治史以明智，明清时期遵义府木政的历史发展说明，保护遵义地区林业资源形成的绿水青山，使遵义地方民众享绿水青山的生态美景的同时，通过发展林木经济，将绿水青山变成惠及无数民众的金山银山，才是黔北地区木政林政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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