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代的写作——论谭冰的小说创作

◆王浩洪

上世纪六十年代，谭冰出生于黄州城郊一个和睦友爱的城中村（现为城市社区）家庭，童年生活没有给他留下多少不幸和创伤。青年时期进入国有企业，先后在建筑公司、有线电厂当工人和销售员，以及从事宣传工作，办过《山花》等企业杂志，也当过战地记者。九十年代后遭遇国企改革，有线电厂解体，他跟随下岗大军一起经历了失业和再就业的浪潮，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他亲眼目睹同事、工友和厂领导们改革后不同的去向、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生活（那绝不是“困境”二字可以概括的），目睹了不同人群的友善和邪恶，体察到了人间的困苦、虚伪、良善与温情，也进一步看清了人性的本来面目。因而谭冰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是以工业题材为主要对象，而且以国企改革前后的工人生活为叙写中心。

纵观谭冰几十年的小说创作，他始终没有离开为工人尤其是底层工人代言的角色，始终站在工人兄弟姐妹的立场上，尤其是对下岗后再就业的工人兄弟姐妹，他关注的热情和倾诉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止过，在他们身上他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因为有意要为工人阶层代言，表现在实际创作中，谭冰当然会自觉不自觉地描写他所熟悉的工人形象和工人生活。这在笔者与他的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红茶坊》中的屈红原型是工厂的一名女工，下岗后开了一爿茶坊，经历了酸甜苦辣咸五味人生，使作家萌生了一定要写她的想法，让世人看到以她为代表的人群生活的艰辛和温情。《黑蝴蝶》写了一个善良女孩子的故事，也是来源于生活中一个不幸女孩的故事，只不过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朱坚强的春天》取材于拆迁中作者亲眼目睹的事情：一些基层管理者政商联手强拆强迁，迫使被拆迁户喝农药者有之，扛煤气罐欲与强拆者同归于尽者有之，让人动容。而《守墓人》中石诚的故事，是在采写黄冈知名革命前辈漆先庭的事迹，揉进老区红军解甲归田的故事，从而生发出来的一个为战友守墓的故事。《桃子》中桃子的故事就是取材于作家本村一个女人的创业事迹。而长篇小说《走吧，兄弟》中的主要人物成伟业和老九等人，也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物形象，成伟业的原型是战场负伤转业至军工厂的一个战士，老九原型是上海抽调来军工厂的一个高级模具钳工，跟成伟业的原型有亲戚关系，是他的亲姐夫……

谭冰并非缺乏虚构故事的能力，相反他刚开始的一些中短篇如《陈村劫难》《守墓人》等有很强的故事性。之所以选择以现实为原型，固然有为失业者代言的肝胆情义，当然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他的写作经历和写作惯性使然。因为职业需要，谭冰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写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至今也未完全中止，如近年还采写了长江大开发的报告文学，以及《陈荫林传》等非虚构作品。他那出版的厚厚的几部报告文学集，是远远超出了他的小说作品的字数的。笔者揣测，这种长期大规模的真人真事记录是会要影响到他的小说写作的。一是大量的生活内容会不自觉地增加小说写作的生活积累（主要是表层生活或间接生活积累），二是写作的惯性会影响虚构写作，带入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叙述方式、语言范式，三是会将钟情的人物、事件作为小说写作的背景、事件和人物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形成他的小说作品鲜明的写作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谭冰的中短篇小说有着明显的批判意识，但又不否认社会的本质，其怨而不伤、爱恨兼备的思想感情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共性特色。

首先，作品体现出对社会负面的不满和揭露。《黑蝴蝶》是作者完成度很高的一篇作品，是体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早期代表性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妓女的人生故事。艾娜是山下胡同酒吧的服务小姐，秦钟在码头上与她邂逅，她因为路费被偷得到秦钟的帮助，两人陷入了情网。艾娜的经历令人心酸：“她说她家在大别山区，她有个弟弟在北京念大学。两年前一个男人强暴了她。为了生存，她不得已，辗转跑了很多码头，去过很多场子，她不敢回家面对父母……”他们在一起除了性，更多的是情爱。在黄山，艾娜突然提出想要嫁给他，看到秦钟为难，马上以开玩笑为掩饰，假说她要结婚了，而晚上躺在床上却一个人悄悄流泪。这里写出来的是一个妓女的自卑和自尊。艾娜的人生经历，先是在山上采蘑菇（换钱）时被人强奸，在山下胡同又受老板欺侮，她爱秦钟而无奈秦钟有老婆孩子，并无离婚再娶的打算，最终她选择自杀了结自己的余生……

这是一个并无特异性的故事，但也是一个现代版的《羊脂球》的故事。这个小说对社会存在的阴暗面的揭示和批判是不言而喻的，它真实地记录了社会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普遍熟知的生活真实。

谭冰其他的一些小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社会负面批判的倾向。如《朱坚强的春天》中描写的暴力拆迁、黑恶横行的社会问题，《守墓人》中反映的老区社会贫困现状急需输血造血扶持发展的问题，都是作家有使命感正义感的表现。

第二，作品展示温暖的人性关怀。谭冰小说中的底层生活充满了艰难和艰辛，但作家从不认为这种生活是不值得拥有的，生活中的人们也不是颓废绝望的。生活不易是生活的本质，生活中每个人都不容易，被上帝眷顾的幸运儿是少之又少的。所以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值得去爱的。持了这样的感情和理念来看待生活，他的作品便充满了人世温暖，充满了人间之爱，成为有温度的情怀之作。

《红茶坊》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篇。主要人物屈红、高山等人各自都经历了坎坷的婚姻。屈红拒绝了学生时代的恋人，糊里糊涂嫁给了商人袁殊，而一次不幸的车祸使她成了寡妇。高山呢，与从不幸婚姻中出走的刘菲结合，貌合神离。高山遇见了开茶坊的老同学屈红，刘菲毅然离开，两个知根知底的老同学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在这部小说里，所有人的婚恋都不是一根直线，而是充盈着曲折、驳杂、伤感的经历，这与新旧两个时代的转换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一代在上世纪成长起来的人群，在时代的变迁中完成着对婚姻和家庭的调适。他们在旧时代的创伤，在新的时代得到修复；
在旧时代的牺牲和付出，在新时代也能得到回报。读这个小说会让人觉得生命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生活之水由苦而甜，人生充满了多种可能，也充满了希望和幸运，这无疑是作者带着温情写作的结果。

第三，负重前行的人物形象。谭冰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都缺少一帆风顺和欢歌笑语，那种一夜暴富、平步青云、陌上花开、志得意满的生活，于他笔下的人物无异于海外奇谭。他的人物所处的环境是艰难的，日子是艰辛的，心灵是压抑的，但这些人物是坚毅不屈的负重前行者，为了生存，为了家人，也为了这个前进着的民族和国家，绝大多数人没有被生活击垮，他们是成熟的和有责任感的一代人，带着痛楚和伤痕继续上路。

《朱坚强的春天》中的朱坚强，在痛失爱妻、下岗失业的状态下，又遇上了房地产开发征地，暴力拆迁使他的心态极度失衡，扛起煤气罐要与强拆队伍同归于尽：“一群人赶到朱坚强家的时候，他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再看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胸前露出军工厂几个红色大字，怀里抱着一个煤气罐，右手拿着打火机，朝众人大声叫嚷，谁要敢再靠近一步，他就立刻点燃煤气罐……”可是，在与拆迁办的谈判中，因为拆迁办的何组长的父亲与朱坚强的父亲同在一个部队，朱的父亲是何团长的兵，朱与何又同在45军服役过，朱坚强便深明大义地说：“那这样，房子交给你，你说咋办就咋办！”然而，朱坚强这一转变竟成为他人举报他与何组长的由头（幸有纪委的调查为他洗清了污名）。而朱坚强为了让老父亲身心安宁，他把包括妻子离世等这些生活中的困苦都对老父隐瞒，自己“日日为养活儿子和自己而努力，而挣扎，腹中的心酸、痛苦只能说与明月，诉与清风……”

像这样的人物，谭冰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他的人物，心里藏着痛楚，肩头扛着责任，背负着使命，犹如推着石头上山的人间西西弗斯。

谭冰的长篇小说《走吧，兄弟》延续了中短篇工业题材写作，一如既往地关注工业改制中的下岗工人生活。不过相较于中短篇，长篇的人物更加丰富，表现的生活更加厚实，思想涵蕴也更加厚重。

长篇仍然承续着原型写作的创作方法，成伟业、老九、石榴红、郭大伟等人物都有原型可寻，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走吧，兄弟》记叙了国有512军工厂这一企业改革引发的人和事。小说描写了一个企业由公有制改为股份合作制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512厂拆解分组、对外承包、工人参股、人员分流等改制环节，记录了工人由体制内的企业主体变为体制外社会人的心路历程。小说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成伟业，这个人物的个性化鲜明，是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下岗工人的代表，不仅在经历上而且在性格上代表着这一代人。

小说虽然写了企业改制，但并未一味停留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上，作者把主要的笔墨用在了对下岗工人的生存描写上。小说写了柳红与成峰的婚姻解体，在计划经济时代稳固存在了十几年的婚姻，在企改后也一同“下岗”了。柳红下岗后办了一个报亭，成峰在公司应酬，冷淡了夫妻感情而与女工蓝蝴蝶相好，刚烈的柳红一气之下毅然离婚，远赴南方打工。在东莞她与另两名女孩白露、小凤一起进入发廊，不愿卖淫而出逃，在街头两名女孩被强暴，柳红和小凤都被迫走上了做坐台小姐、洗发妹的道路。而最终的结局是，白露在一家公司做园艺工，小凤与石大柱成婚，柳红却因接客而染艾滋病，她留下给弟弟读大学的费用和以后四年里需托人寄出的书信之后自杀。

柳红的故事是悲惨的，而小凤和白露的故事则在悲伤之后有了温暖的结局。如果说柳红的命运与企改撇不开关系的话，那么白露与小凤还有石大柱的故事与企改并无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并未将个人命运简单地归结到企业改制上，而是关注整个经济转型下的个体生存及不同的命运。可见作者并不想简单地评价这场企业改革，而是只想记录这个转型时代的生活，以及所处这一时代的个人而已。

和柳红等人的故事类似，成伟业等人的故事也同样充满了不易和艰辛。成伟业在军工厂转制的南风公司干了一段时间模具钳工，后到广州、东莞等地打工，他选择送外卖，是为了寻找失联的弟媳柳红。而岑斌和虞敏，一对师徒却在市场竞争中成了一对冤家。先是岑斌酒后伤徒，“撕破了徒弟这张脸”，而后虞敏创业开注塑厂“整”垮了岑斌的山河公司使师徒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虞敏公司工作的成伟业看不惯他报复师傅的不义之举，毅然决然离开了他的注塑厂，到岑斌风雨飘摇的山河公司与之共度时艰。而一次聚会后的战友酒驾，让他永远失去了爱妻小米，这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精神打击。但是这个经历过太多历练的人是个打不垮的男人，他依然能够背负着沉重的身心压力奋勇前行。

成伟业不是那种高大上的英雄，也不是下岗再就业的模范（他的姓名只是一个反讽），他只是普普通通的技术工人，但他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底层人物，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他，为人子孝顺父母，为人夫挚爱妻子，为人兄爱弟妹；
为工人技术好，勤勉拼搏，为同事舍己利人，两肋插刀……他南下打工为的是帮弟弟寻找弟媳；
在送餐时帮差钱的老妇人付钱；
他胸中装着工人兄弟，要虞敏给工人买保险；
他看不惯市场的无序竞争，当虞敏不择手段，徒弟搞垮师傅的公司时他卷了铺盖走人；
他替一面之交的街头算卦老先生还清欠款，在老先生去世后为其捐资购买骨灰盒；
他毅然决然为患白血病的岑斌移植造血干细胞，一次性抽血800毫升，挽救一个并无亲缘关系的人的生命：“今夜，蜷缩在重症病房的角落，成伟业第一次尝到了害怕的滋味，酷似判处死刑的囚徒等待上诉的结果，他害怕岑斌的生命会失去，害怕这个夜的凝固。”他善良、无私、利他的性格跃然纸上。成伟业，不仅是一个战斗英雄、八级钳工，不仅是一个销售科长、打工的社会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是一个平凡而又脱俗、出污泥而不染的“稀有金属”。

小说写得成功的人物不止成伟业一个。老九，也是一个典型。如果说成伟业是在经济转型时期葆有优良品质的典型，那么老九则是一个被市场经济大潮淹没的典型。

老九是成伟业的姐夫，也是他的师傅，“不仅模具做得好而且酒瘾大烟瘾也不小”，下棋赌棋更是他的酷爱。他和老婆小芹双下岗后，小芹去南方打工，两儿子住校，“他成了流浪汉，成了街头一个酒混混棋混混”。小芹给他租个门面做生意，他却想着他的车马炮；
退了门面小芹让他推三轮车卖水果，他觉得卖水果没面子，也不能好好做，小芹只好离婚去了南方，老九呢，因孤独而痴傻，成天喊“人呢，都不管我了！”，终于在一次酒后从楼上跳了下来……

虽说老九的命运与下岗有关，“他有一手模具钳工的绝活，要不是工厂破产下岗，他是人见人夸的主儿”，但同时他又具有懒散、不思进取、自暴自弃、自卑自大、放任自己的性格缺陷。不仅写出了一个性格丰满的典型，而且合理地反映了人在逆境中由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观所带来的不同命运，老九与成伟业，两人都是处于逆境之中，但一个挣扎前行，一个听天由命，终因不同的性格写就了不同的人生。

这个长篇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写出了成伟业、老九这样的典型，更在于小说没有将人物的命运完全归咎于体改之弊端。国企的改革是否必要是由企业具体情况来评价的，是否必要、如何评价不是作家的任务，作家的任务是写出人来，是记录一个时代。性格即命运的至理名言在这个小说中仍然适用。成伟业没有被市场淹没，老九等人却被迫走上了不归之路，同样的环境，同样是下岗，命运为什么不同，性格是重要原因。

《走吧，兄弟》写了众多的人物，多数都有个性，而成伟业、老九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是有典型意义的。成伟业更多的是承继着过去时代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他也代表着人性比较温暖的一面。而老九所承袭的则更多的是过去时代的弊病，代表了新的时代应该抛弃的那些东西。这，就是他们的典型性之所在。

谭冰的写作是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写作，是“实有”与“实无”兼容的写作。它以一个或多个原型故事、人物模型为基础虚构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这种创作方法既可以有真实的生活（环境、背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又可以超越真人真事的范畴，按照作者的创作意图生发出人和事来。其原型“模特儿”应该包括两种，即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2]，这是许多先辈作家尤其是写实主义作家热衷的创作方法，鲁迅说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3]；
巴尔扎克也说，“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4]，大师们用“移花接木”的写作方法，写出了众多名垂青史的经典作品，成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不过，这样的写作又是一柄双刃剑，使用不当也会伤及创作。采取以原型为基础的创作，作者会因为过度热爱真实的生活，钟情故事、人物而降低虚构的维度，使作品的表达受到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的限制。谭冰似乎明白这一点，他在小说中尽力提升虚构的空间，增强故事的虚构性，一些人物故事已大大超出了现实。然而，这种写作的局限对任何人都存在挑战。《走吧，兄弟》因为人物多，也由于题材的需要，采取了“多故事拼接＋人物串联”的结构方式，以成伟业这个主要人物的生活轨迹串起各故事来组构全篇，这在方便作品内容和人物故事上起到了作用，而同时也带来了作品的散文化的倾向。诚然，小说的散文化早有先例可寻，成功者有如汪曾祺等人的中短篇，而于长篇此写法并不多见。谭冰这部作品中的叙事方式，或许可以看作是一次长篇散文化写作的探索，譬如他花很多笔力来增加好看的细节，使用趣味性语言来增添阅读快感，都可视为是对长篇散文化写作的探讨和追求。

注释：

[1]【德】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1页。

[2]鲁迅：《〈出关〉的“关”》，《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76页。

[3]鲁迅：《我怎么样做起小说来》，《鲁迅论文学与艺术》（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18页。

[4]【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册，缪灵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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