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黄显中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105）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始终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采取的行动”[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行”；
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必然辜负中国。本文基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揭示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丰富发展的科学态度，为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提供启示和借鉴。

1938 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件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在于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尤其在于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但长期来的研究往往强调前者而漠视和忽视后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首先在于其率先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38 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658-659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出的公认的标志，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在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通常被认为是理论命题，但显然更主要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题。前者属于学术层面、理论态度，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思考；
后者属于政治层面、实践态度，才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面临问题的深层次、根本性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本质上是思想方法问题，关乎党内学风，是全党第一重要的工作，1942 年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3]813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在根本上确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其历史贡献就在于两个确立：一是确立毛泽东党内最高领导地位；
二是确立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态度。

第一，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由于历史教训而以史为鉴，而且是为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开创未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常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训中揭示其反面原因，但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或维度。前者近指1937 年11 月底王明回国后的右倾教条主义，更远指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两者都是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教条主义，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顾历史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5]对教条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生的催化剂。然而从毛泽东领导抗战和革命而言，这只是反面汲取历史教训的因果论，更重要的是正面实现革命目的的动力因；
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单纯为了总结党的革命历史，而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6]特别是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立党内最高领导地位之后，肩负着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重任，首先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坚如磐石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蕴含其深刻的党史观，必须在其参与和领导革命的整个进程中才能科学把握。

第二，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因背景环境为其创造外在条件，而且是其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生。毛泽东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内在根据与外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而非常见的作为历史条件并列拼盘的逻辑[7]。外在条件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提出的时与机，关键在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与源。毛泽东自青年时期开始，既重视“问题”也重视“主义”。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与大革命因右倾机会主义而招致失败形成鲜明对比。1930 年毛泽东《调查工作》一文指出，“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306，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37 年毛泽东《矛盾论》一文提出“无个性即无共性”，强调“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9]318。1938 年《论新阶段》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中国特殊性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提出，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发展，凝聚和饱含着毛泽东自青年时期救民救国的实践探索与思想智慧。这是毛泽东长期准备且独特具备的主观条件，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只是其正式公开的关键时刻。1938年之前的近20 年中，尽管“‘中国化’这个词是非常流行的”[10]，却没有人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并赋予其丰富深刻内涵。

第三，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提出不久即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而且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毛泽东提出不久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皆因其深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精准道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1890 年恩格斯致信保尔·恩斯特指出：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1]595。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11]574，必须将其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结合俄国历史条件进一步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不同于俄国。张闻天高度赞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出一味“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1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提出，既摆脱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老路，又克服马克思主义“抽象化”的套路，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王明因其无法反驳而“补充”之，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张申府因其民族化而“赞叹”之，国民党文人叶青等因其科学性而极力歪曲反对之。这些社会反响从侧面或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不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尤为重要的是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但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态度，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丰富发展。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却“很少使用这一提法”[14]，而主要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概因“相结合”更能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对象性活动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根源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重大任务。这正是毛泽东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态度，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根本保障。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重大任务，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阐明。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重大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政治态度。1938 年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将其作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534。这是站在全党驾驭“问题”的政治高度，也是解决全党严重“问题”的政治担当。关键在于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位”问题才是识别全党态度的标志。1945 年“决议”总结历史开篇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16]。“指针”比喻“辨别方向的依据”，即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辨别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以具有如此功效，源于其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从而能够指引我们把准前进的道路。1956 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式上致词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7]“思想原则”是“工作指针”的指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确定位，既区别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区别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全党的重大任务就是领会和贯彻这一思想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生根发芽。

第一，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髓。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真正掌握其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关键，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要任务。1938 年毛泽东即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真正掌握其精髓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5]533但不少人只会且满足于引经据典，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死的教条，却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然而又并不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由其本性决定的，但需要个人深刻感悟和领会。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其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也是经典作家“最重要最重要的话”[3]820，但人们偏偏未加领会而总是忘记。列宁扼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真正领会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毛泽东亲历并惨遭教条主义的危害，把经典作家论述与党史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18]11，即“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19]57，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装质量达到过硬标准。

第二，周密系统调查中国实际情况并做革命形势研判。深刻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前提，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20]，不仅长期坚持社会调查为全党垂范，而且由此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号角，提出两个著名口号：“一，不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中国革命胜利依赖于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教条主义因不了解和脱离中国实际情况，造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水土不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和环境，要从历史到现状作具体的系统的调查。1941 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3]802，对敌友我三方各方面动态进行详细调查和研究，并得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对中国社会的调查越是周密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是顺畅无碍，中国革命和建设越是胜利向前，证明中国不辜负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解决问题不能靠看报表和拍脑袋，而要依靠自己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1961 年毛泽东检讨三年困难时期，“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22]253，并决定搞个实事求是之年，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三，掌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武器。掌握“相结合”的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根本，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机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相结合”的倡导者和践行者[23]，毛泽东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包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开了“相结合”的先河，成为邓小平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24]。1930 年毛泽东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9]111-112“相结合”才能实现“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之“矢”，射中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
马克思主义一经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如此强劲作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过“相结合”的中间环节，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发生了联系，而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强大真理力量。1962 年毛泽东指出：当着将它们“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胜利”[19]153。教条主义是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因不将两者相结合必然导致革命受挫失败。

第四，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动力，构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这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又以实践的结果催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从革命失败教训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5]。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解决了开辟革命和建设道路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凝聚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创造性地解决了革命和建设战略策略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重要标志。但许多同志“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3]797，而是为学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种态度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毫无裨益，只会让马克思主义荒谬和窒息。1945 年“决议”回顾历史指出，从1931 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 年遵义会议期间，我们党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3]955最为严重，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充分证明，不断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才可能在中国根深叶茂。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全党重大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这是实现远大理想必不可少的长期伟大事业，马克思主义则在中国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创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主义文明。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开花结果，根源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这正是毛泽东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由信念之花长成现实之果。然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在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却是亟待研究的前沿问题。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实使命态度。社会主义文明替代资产阶级文明，是早期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1919 年李大钊指出：“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26]1920 年毛泽东致信周世钊指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27]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不仅推翻“三座大山”的残酷统治，而且在局部执政中坚定社会主义理想，超前注入和培植社会主义因素。1949 年毛泽东总结28 年党史和近代中国史，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破了产，指明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唯一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28]1471，号召人民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然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单纯的“相结合”，抛弃不断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初心使命，不可避免沦为抽象虚假的空话套语，乃至蜕变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性手段，张国焘“另立中央”就是后者的典型例子。因而，立足社会主义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能绽放出人类新型文明之花。

第一，把社会主义由理想信念化为现实事业。共产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又是无产阶级必然实现的社会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是党的最高纲领，更是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现实事业。毛泽东早于1911 年首次看到“社会主义”一词，1920 年读了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
1921 年初首次使用“共产主义”一词，1922 年5 月作了关于“共产主义”的讲演[8]92。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并且终其一生未曾有任何动摇改变，1925 年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8]139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确定不移地坚信：“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5]650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开创未来，高瞻远瞩指引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唯一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8]1471，从而开启了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征程。后者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化为现实运动的披荆斩棘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大道之问史，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不断创造社会主义文明。

第二，探寻道路前后相接通向社会主义大道。社会主义是未来理想的康庄大道，近代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向存在而超越实存，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根本要义，关键在于开辟接通两者的现实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战略性谋划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8]676。前者为民主主义的革命，以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后者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以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革命就是一段一段开辟道路的发展史，前后相接不断接近社会主义大道。毛泽东还构想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22]116，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三步走”战略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29]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最根本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一步一步开辟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理想与现实相互趋近的中国道路探索模式，为迈进社会主义大道提供了智慧密码。

第三，确立基本制度奠定社会主义文明基础。制度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关键优势，毛泽东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从基本制度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再造，实现了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实现有史以来最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1957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30]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创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经济制度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理论，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本制度，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消灭人民继续遭受压迫剥削的经济基础。1956 年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集体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占到了国民经济的92.9%[31]。政治制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创建了一整套保障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重要世界意义的中国创举。1954 年宪法“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32]，人民民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和强大生命。

第四，统筹全面建设彰显社会主义文明优势。社会主义文明优势既依赖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聚，又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构筑中国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优势，这就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33]。“坚持全国一盘棋”，意味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办成大事，彰显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本性；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意味立足着自身实际，做好本职工作，汇聚磅礴力量，彰显社会主体的社会性意识。因而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优势，在于人民群众力量与党的领导力量相结合，在于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铸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国复兴共同体。1957 年毛泽东构想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34]正是毛泽东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探索，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创造经济发展、国防尖端、民生保障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最清明的社会、最清正的人民，日益“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5]文明之林。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花结果的现实形态，并且以党的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丰富发展，根源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这正是毛泽东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态度，以中国形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然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弘道问题，长期来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并未关注和关心。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严谨理论态度。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党的领导才具有先进性，这是他们胜过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早在1925 年毛泽东即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9]3中国共产党据以领导人民群众的不外乎其创新理论，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加工提炼，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形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及其条件的学说，前者因其普遍性和理想性而成为人类大道，后者因其现实性和有效性而成为具体路径，必然在实践运用过程中形成各民族自主创造的理论形态。党的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不懈问道和弘道。恩格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36]。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单纯当作党的理论创新工具，容易浮于表面而脱离人的解放的人类大道，乃至忘却向着“天下为公”境域弘道的根本宗旨。

第一，创造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理论自信既是理论创新的自我确信，又是确信创造新的理论的使命担当，深刻表明了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弘道态度。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探寻中国革命新路，被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正是毛泽东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创造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1945 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7]。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并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提出自己形成理论基础扎实的马克思主义核心骨干，要培养和造就自己的理论家，创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59 年底至1960 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2]109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不断创造而创立了列宁主义；
我们同样能够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修订《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虽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实际上就是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具体形态。

第二，运用中国思维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用中国思维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观念。中国传统主要是直觉整体辩证的“道性”思维，也最能深层次体现中国性格和风格，1938 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658-659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正是据此译介传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17 年毛泽东畅谈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1920 年指出：“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8]73世界主义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实现和平与大同的憧憬，谭嗣同运用传统“天下”思维表达该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旨归，毛泽东经过中国化的“世界主义”把握“社会主义”，而非完全从阅读“他们办的文化书社所经售的”[38]国外出版物中获得，因为后者特别是西方长期形成的乃主客对立的“物性”思维。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加自觉运用中国思维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新鲜活泼并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话语，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理论创新，“实事求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三，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提炼为理论。党的理论创新源自党的领导实践，党的领导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总结概括提炼，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1937 年毛泽东指出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完全地反映整个事物及其内在规律，必须“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9]291。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社会力量、历史文化等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得不适应中国实践的现实需要，创新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需要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略，同时也提出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加工提炼的历史任务。1941 年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9]经过感性实践、经验总结、政策策略、思想理念等环节，一步一步总结概括提炼形成基本理论，揭示和把握通向人类文明大道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相向而行。前者是从实践到理论的自下而上，后者是理论到实践的自上而下，两者相互补充、相互确证，构成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

第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党的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又是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赓续和推动中国悠久文明创造新形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1938 年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534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结合”土壤和“结合”对象两个方面。毛泽东在推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不仅大量运用中国传统典籍、思想精粹，尤其通晓中国传统生活、人文精神，将中国传统公天下、重民本、讲仁爱、贵平等、崇公平、尚和合等精髓，创造性转换为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1945 年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18]304新中国，1949 年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提出“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40]。毛泽东构想和构建的人民共和国理想蓝图，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宗旨相一致，是该历史阶段弘扬人类文明大道的中国形态。毛泽东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正是人类共同文明梦想，也是中国自古不懈追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具体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并建设与社会主义大道相适应的现代中国文化。

毛泽东毕生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丰富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新境界指引了前进航向、奠定了科学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4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所以“行”，就在于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因此，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背景条件下，在毛泽东诞辰13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继承、弘扬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纪念，就是向毛泽东学习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为不断夺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胜利提供思想和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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