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压缩：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构建逻辑

□汪 洋

[内容提要]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与精神基础，农民是乡村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主体，理应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强化农民主体性是文化振兴得以实现的根本。文章基于空间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基本现状展开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存在主体间角色冲突、主体认知混乱、主体意识欠缺三大主体性危机，为超越既存主体性危机，文章指出空间压缩有利于农民主体性的构建，在政治、制度和心理三个方面强化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发挥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优势，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文化的在地性发展和本土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自十九大首次提出以来，已经成为了党和国家针对解决“三农”问题做出的顶层设计，此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及其他政策文件都将乡村振兴置于重要位置，2020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性，也要铸魂。”此处的“铸魂”便是针对文化振兴，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当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网络以其独有的优势打破了过去农村闭塞的环境，外来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影响着农村，农村本土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侵袭，面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击，如何有效保存本土优秀文化并使之得以振兴，需要政府和社会学者着重加以考究。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是乡村文化振兴得以实现的根本，深入探究建构农民主体性的路径和思路有利于维护农民主体性，对于文化振兴的高效推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民主体性构建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思路，首先是概念解释说，比如李卫朝指出农民是自主性、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1];周立又在李卫朝的基础上对农民主体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2]。除了对概念进行解释，还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放在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分析，如刘晓雯认为，城乡二元化国情是造成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原因之一[3]。刘碧认为小民的分散性、乡村的失序性以及农民受动性是农民主体性缺乏的重要原因[4]。还有学者立足于农民主体性的构建路径角度，如徐琴认为，以自组织的方式推进农民的主体性建设应依据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以提升农民主体性[5]；
徐顽强认为，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需要强化乡村振兴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要构建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6]；
许伟认为，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依托农业现代化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培育农民的社会主体意识[7]；
。综上可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农民主体性进行了研究，大致可概括为概念解释说、原因探析说以及构建路径说，但视角大都集中于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角度，关于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主体性构建的研究目前相对缺少，从空间角度论述农民主体性构建的研究更是缺乏，基于此，本文吸收现有文献经验，从空间压缩角度入手，提出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构建逻辑，以期为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些许思考。

新颁布的乡村振兴促进法里已经明确规定要尊重和维护农民的主体性，这足以证明农民的主体性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就文化振兴角度而言，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也就是说，乡村文化的主体是农民，必须高度重视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在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农民主体性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却存在着主体性危机，具体可概括为主体间角色冲突危机、主体认知混乱危机以及主体意识欠缺危机。

(一)主体间角色冲突危机：政府角色与农民角色的颠倒

在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冲突理论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主要代表有韦伯、哈贝马斯等人，这里提到的主体间冲突与传统的冲突理论存在差异，这里的主体间冲突主要是指两个主体间角色的冲突，即政府角色和农民角色的冲突。毛泽东曾经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8]”。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应该且必须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唯一主体，但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民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反而是政府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比如安康市的某村，自然景观秀美，主打旅游文化，在政府的主导下很快建起了仿古一条街、秦楚农耕文化园等特色景观，但政府主导的文化旅游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角色和政府角色被颠倒了，这就是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冲突。造成这种主体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可分为内因和外因。

内因是针对农民自身而言。首先在于农民的缺失，这里所指的农民的缺失是指农民在农村的缺场，自市场经济实施以来，中国的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农民工平均年龄不断提高[9]。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导致农村人口的快速下降，农村人口的缺失导致农村失去活力，也就导致农村文化缺乏必要的生存空间。其次是农民文化认知出现偏差，从总体而言，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这就导致他们容易出现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在部分农民的认知里，文化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应该操心的事情，但殊不知，乡村文化其实是在农民的柴米油盐和日常交往中产生的，文化认知的偏差导致农民缺乏自身主体性的认知，也就进一步导致了农民自身主体性的弱化。外因是从政府角度出发。乡村振兴是中国政府的顶层设计，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虽然在政策的传达上，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应该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但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中，却很难做到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政府不得不担起乡村文化振兴的重担，其次，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存在政策理解不到位的现象，错把乡村文化振兴当成政治任务，这就容易造成乡村文化振兴中主次的颠倒。

(二)主体认知混乱危机：文化编码和解码的矛盾

编码和解码理论是由霍尔最先提出的，编码是针对信息传播者，解码针对信息接受者，在吴理财的《编码与解码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中提到：目前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局限于“政府的视角”，用霍尔的话说，即过多探讨“编码”问题，忽视了民众的“解码”立场[10]。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中，政府起着引领和指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信息传播者的角色，相对应的，农民就是信息接受者的角色。在二者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文化编码和解码的矛盾。

就编码角度而言，基层政府存在认知欠缺。首先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振兴理解为加大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近年来，通过走访乡村可以发现，各地都加大了乡村大舞台、乡村图书馆、乡村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中指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54.9万个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这些属于公共文化服务，并不等同于乡村文化振兴。其次，把乡村文化振兴当做政治任务，在乡村振兴中，部分基层政府过于追求纸面上的数据，片面地将乡村文化振兴当做冷冰冰的任务去完成，比如在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有部分地区大兴“形象工程”，在乡村建设中建大牌坊、大广场等公共文化设施，这就是因为一些基层政府把乡村文化振兴量化成政治任务，当基层政府将乡村文化振兴当做是政治任务之时，就容易造成舍本逐末、颠倒主次的行为。如果基层政府自身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解和认知存在欠缺，那么就很难做好文化编码工作，传播出去的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宣传也就存在偏差。就解码角度而言，农民存在认知障碍。解码是需要一定的理解能力和认知能力的，首先，我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总体较低，并且如费孝通所言，中国农民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意味着彼此相互熟悉，日常的生活交流相对于陌生社会就会简单纯粹很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理解能力，因此，当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时，如果基层政府和媒体不能站在农民的角度，将政策宣传尽可能简化，农民就很难充分理解乡村文化振兴；
其次，如前文所言，在市场经济实行之后，我国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徙，农村剩下的留守群体主要是老人和小孩，这部分群体的认知和理解能力相对更差，当基层政府将乡村文化振兴编码输出时，该群体很难做到充分解码，甚至会出现解码偏差。

编码和解码是一组相对的关系，只有编码和解码相向而行时，文化输出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如上文所言，当前我国基层政府的编码存在认知欠缺，农民又缺乏相应的解码能力，这就导致了编码和解码的矛盾，从而导致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却对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认知混乱。

(三)主体意识欠缺危机：农民主体性认知不足

在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指出了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在随后的乡村振兴促进法中，也将维护农民主体性作为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在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上，坚持和维护农民主体性地位被置于重要位置。但与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相反，农民对自身在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认知存在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对乡村文化振兴的不了解。

首先，就农民对自身能力的怀疑来说。中国农民历来小农意识强烈，虽有智者喊出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警句，但大部分中国农民的愿望只是顾好自己的家庭，培养好下一代，对下一代的高度重视促成了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且中国的选材机制又高度依靠教育，这又进一步导致人们产生读书才能成才的思想。当下，虽然农村的教育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依然存在很多初中辍学群体，这部分群体作为新生代农民，与其前辈相同，认为自身缺乏教育背景就只能够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对自身参与文化振兴的能力持有怀疑态度。其次，农民还对自身在文化振兴中的地位不自信，学者和政府都清楚，乡村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承者都是农民，因此在各项关于文化振兴的政策中，都坚持和维护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但农民自身却缺乏这样的认知，他们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对于文化的认知可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浅层次的科学文化，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有文化的群体，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创造文化，殊不知，农民自身其实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更不相信自身会被国家当成实施国家战略的主体。最后，农民对于文化振兴的认识不够全面，文化振兴准确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农民，要坚持和维护农民的主体性。

农民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对文化振兴政策的不了解是农民缺乏自身主体性认知的表现，怀疑自身能力，会导致农民不愿意参与文化振兴，因为他们会认为即使自己参与文化振兴也是杯水车薪；
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会导致农民不敢参与文化振兴，因为在农民心目中，文化振兴是知识分子、有文化群体做的事，自身的参与会对文化振兴起到反作用；
对文化振兴的不了解会导致农民不知道如何参与文化振兴。总而言之，农民对自身能力的怀疑、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对文化振兴的不了解是农民缺乏自身主体性认知的表现，同时也是导致文化振兴中农民主体意识欠缺危机的原因。

“空间压缩”概念是美国的社会学家R.D.麦肯齐在《都市社区》一书中提出的[11]，随后，哈维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的空间体验概括为“空间压缩”[12]，与传统的空间压缩概念不同，本文的空间压缩应该称作空间的压缩，是指在空间的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距离的压缩。随着空间社会学的发展，空间视角已经从原本的物理学转向了现象学，物理空间也扩充到政治空间、制度空间、心理空间等多重空间，空间视角作为解释社会现象的三大视角之一，将之用于建构农民主体性方向存在理论和实践的耦合。

(一)政治空间压缩促进简政放权、厘清主体

徐海燕在其《全球治理秩序的重构与中国的战略应对》一文中提出，政治空间是政治生活发展和赖以存在的先决条件[13]。古希腊的公众集会广场、西方国家的议会、中国古代的“衙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政治空间，本文所指的政治空间主要是从治理角度出发，着眼于权利与义务的行使，从政府到人民、由上而下的垂直空间，将这一垂直空间进行压缩，可以有效促进简政放权，厘清主体。文化振兴作为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经过各层级政府的任务部署，各基层政府都在积极完成任务，但在这一背景下，文化振兴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基层政府的政治任务，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变成了基层政府，远离了中央政府的初心。为了修正这一方向性错误，可以从政治空间压缩入手，寻求解决思路，具体方式主要有精简政府机构、释放政治权利两种。

从精简政府机构角度出发，政府机构的臃肿重叠、层次过多的现象直接导致了职责不清、缺乏效率。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在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乡村文化振兴的主战场在乡村，农村基层政府更需要推动机构改革，当前，基层政府为了打好乡村文化振兴这场仗，将乡村文化振兴“任务化”，然后又进一步细分为增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发扬地区文化遗产等等，乡村文化振兴的“任务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正面效果，但同时，也使基层工作人员对乡村文化振兴产生了错误认识，倭化乡村文化振兴，因为乡村文化振兴重在振兴乡村文化，而并非完成政治任务，精简政府机构可以有效防止这种认知错误的发生。从释放政治权利角度出发，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实际建设者和传承者，农民应该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主导力量，农民需要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是决定权，基层政府应该摆脱“家长制”，要实现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同时，基层政府需要进一步认清自身角色，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充当后备力量，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保障，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辅助。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精简政府机构可以更好的职责划分，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完善基层工作人员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解；
释放政治权利可以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厘清主体。精简政府机构和释放政治权利都属于政治空间压缩的具体措施，两个措施双管齐下，有利于厘清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让基层政府和农民进一步认清自身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角色定位，从而缓解政府角色和农民角色的冲突，修正政府角色和农民角色的颠倒。

(二)制度空间压缩重塑主体认知

制度空间这一概念早先主要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律学家所使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也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或相关概念。依据张理对公共文化制度空间所下的定义，在这里乡村文化振兴的制度空间是指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指导政策、组织结构、人才队伍，这些指导政策、组织结构以及人才队伍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至于制度空间压缩，则是指对乡村文化振兴具有保障和支持作用的指导政策、组织结构以及人才队伍进行细化与精简。

乡村文化振兴的指导政策是政府部门针对乡村文化振兴发布的政策文件，这部分政策文件一部分是针对全社会公开发布，一部分是针对政府各部门内部发布，总而言之，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发布属于文化编码过程。乡村文化振兴中发布的政策文件所面向的群体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农民，针对农民所发布的政策文件，要考虑到农民群体的文化水平，即考虑到农民群体的文化解码能力，文件的用词不宜过于复杂，文件内容也不宜过于宽泛。因此，针对农民群体发行的乡村文化振兴文件，需要将文件内容精细化、语言通俗化。组织结构是指负责乡村文化振兴组织的排列顺序、空间位置，即乡村文化振兴管理系统的框架，这个框架内包含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行政人员、农民等各层级主体，对组织结构进行压缩，也就是指对该框架的空间状态进行战略调整，删减不必要的层级，缩减多余工作人员，精简工作架构，从而进一步明晰各层级主体的职责、提高整个组织结构的工作效率，政府等负责文化编码的组织要做好编码工作，农民等负责文化解码的群体要提高解码能力。人才队伍，即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的人才支持，该队伍组成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农村精英群体以及新乡贤群体等。对人才队伍的压缩不是指缩小人才队伍规模，而是对人才队伍进行精细化管理。文化追求百花齐放，因此乡村文化振兴的人才队伍管理要做到精细化、个性化，对于人才队伍里的每一个人员要做到分工明确，工作内容需要标准化，但又要保证每一个人员的个性化得以释放。对乡村文化振兴人才队伍的精细化管理在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还能提高人才队伍的科学建设，从而增加人才队伍的编码和解码能力。

综上所述，制度空间压缩是针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指导政策、组织结构以及人才队伍进行细化和精简，通过对指导政策、组织结构和人才队伍的细化与精简，可以提高负责文化编码组织的编码效率、负责文化解码群体的解码能力，从而达到缓解文化编码和解码的矛盾，进而使农民更深入彻底地了解到乡村文化振兴，也就能达到重塑农民主体性的效果。

(三)心理空间压缩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列斐伏尔曾指出，心理空间是关于文学空间、意识形态空间、梦的空间、精神分析类型学等，他还认为心理空间可以看作是个体在社会空间上的内在投射[14]。在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有过这样一段表述：“由于不可解脱地同人与人的接近拴在以期，道德看起来符合视觉法则[15]。”也就是说，道德是受到距离影响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人的心理同样被距离所影响，它甚至可以被距离所操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心理空间的压缩来影响农民的心理，强化农民主体性认知，即破除农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隔阂，缩短农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心理距离。

农民在文化振兴中主体意识不强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化振兴战略的不了解，存在认知隔阂。针对这一现象，最主要的措施是针对农民群体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宣传，告知农民群体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可以改善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真切地感受到乡村文化振兴与自身息息相关，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直接关乎自身生活质量的改善，如此就能有效缓解农民群体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隔阂，从而起到强化农民群体对乡村文化振兴认知的作用。其次，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主体意识不强的原因还在于农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心理距离较大，农民认为乡村文化振兴是政府和知识分子群体的事情，针对这一现象，要做的是缩短农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心理距离，具体做法有以下几点：首先，加强思想教育，政府有关部门和基层自治组织要积极组织思想教育培训，教导农民“主人翁意识”，培养农民的“自主意识”；
其次，让农民直接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只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农民才能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振兴，从而自觉加强自身的“主人翁意识”；
最后，乡村文化振兴中的文化需要是农民认可的文化，因为只有得到农民群体认可的文化，农民才会自觉参与文化振兴的实践中，才能自觉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在缩短农民与文化振兴的心理距离这一工作上，屯昌县的做法值得借鉴，成立农民合唱团，让农民成为文化的“主角”，自然就能极大地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

与政治空间压缩和制度空间压缩的纵向压缩不同，心理空间的压缩主要是一种横向的压缩，即认知隔阂的破除和心理距离的缩减，通过加大乡村文化振兴的宣传强化农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可以破除农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认知隔阂，通过加强思想教育等方式可以缩短农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心理距离。总之，通过心理空间压缩可以强化认知、缩短心理距离，从而起到强化农民主体意识的作用。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16]。”从历史来看，我国农民小农意识强烈，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民又大规模向城市迁徙，种种主客观原因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缺失。但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是唯一主体，其主体性力量的发挥直接关乎乡村文化振兴的成败，因此必须坚持和保障农民的主体性。通过对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主体性的分析，发现当前乡村文化振兴存在三大主体性危机，主体间角色冲突危机即政府角色与农民角色的颠倒，这会导致农民的主体身份被剥夺；
主体认知混乱危机是指文化编码和解码的矛盾，这会导致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对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认知混乱；
主体意识欠缺危机是指农民主体性认知不足，这会导致农民不能正视自身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身份。三大主体性危机严重威胁了乡村文化振兴目标的实现，针对既存的主体性危机，文章认为可以从空间压缩角度着手，在政治、制度和心理三个方面强化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性地位，激活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创造性和自觉性，从而有效缓解主体间角色冲突、主体认知混乱、主体意识欠缺三大主体性危机。

乡村文化不应该是城市文化的简单复制，更不应该成为低俗文化的代表。农民是乡村文化的缔造者和传承者，只有充分保障农民的主体性才能保证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在坚持农民主体性的同时，政府和媒体等其他主体要做好引导和辅助工作，各主体互相配合，主次有序，才能将乡村文化发扬光大，最终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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