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创新与超越*

卞 梁 马津润

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共同富裕是具有实践性的理论，通过在教育、人力资源、资本等方面的伟大创新，对西方新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全方位超越。文章认为，第一，共同富裕理念藉由普及全民教育、完善高等教育、建立技术转移机制等方式完善知识积累体系，消除罗默模型中知识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隐患。第二，共同富裕理念强调建立学习型社会，并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找到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平衡点，这是对卢卡斯模型的创新。第三，共同富裕理念通过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活用新信息技术等途径实现资本投资的定向优化，从而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是对斯科特模型的一种超越。共同富裕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超越，不仅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优越性，也映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蓬勃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表现。(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方面的有机统一，指的是建立在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带有差别的普遍富裕。共同富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有着跨越时代的伟大意涵。

1953年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共同富裕，为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理论基础。1978年后，共同富裕思想有了质的提升，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生产力，并积极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人民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对共同富裕思想有了更深刻、更契合我国发展实际的认识。(2)蒋永穆、豆小磊：《共同富裕思想：演进历程、现实意蕴及路径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6期。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愈发难以解释技术进步在西方所引发的内生性发展问题。以美国学者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i Lucas)，英国学者斯科特(M.PG.Scott)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应运而生。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经济体系内部力量的作用，着力研究知识、人力资本的开发以及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等问题，为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率及其要素提供了一条全新途径。但是，这一理论过于强调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在经济生产中的作用，试图从均质整体的角度审视经济增长率及其影响要素，而忽略了资源分配、民生保障、地区均衡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双赢局面。这也是由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自身特点，即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参照，完全忽视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所致。(3)朱冷燕：《浅析经济增长理论演进》，《知识经济》2010年第9期。

共同富裕理念不仅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也对新经济增长理论有着重要贡献，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实践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我国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出发，探讨共同富裕对新经济增长理论全方位的完善、创新与超越。

罗默(Paul Romer)模式重点考察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罗默模式的主要公式为：

QA=FA(k，K，x)

上式中，QA为某厂商生产A产品的水平，k为某厂商生产A产品所需的专业化知识，K为所有厂商可使用的一般性知识，x为某厂商的资本总量。在这个公式中，QA所代表的企业生产量，是一条与厂商专业化知识、社会一般性知识以及投入资本呈正相关的微分曲线。罗默认为，社会一般性知识可以产生规模化的经济效益并提升货物产出率，而专业化知识则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且这种自我递增的收益能不断带动x的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而Q所体现的便是整个社会的收益增长。这其中有几点必须注意：首先，部分厂商的k会演变为垄断性知识，用以大幅提升收益；
其次，资本积累x会造成收益线性增长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仍与技术投入密切相关。

然而，罗默模式却忽略了专业知识差异在贸易体系中可能带来的不平等隐患。尤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发达国家企业由于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一般知识，可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并完全占据产业链上游，并通过“卡脖子”不断攫取后进国家利益，造成更为严重的分配不均。这一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会阻碍专业知识的整体更新进步，最终降低经济增长速率。而罗默模式以生产制造为经济增长衡量标准，却忽略了需求端和分配端变化对生产造成的影响。

因此，共同富裕理念在专业化知识、市场需求调节等方面对罗默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创新，并进一步突出知识的生产要素属性。共同富裕强调专业化知识和一般性知识的转化与普及。知识的创造离不开全过程的、先进的教育模式。20世纪60年代，世界全面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且随着经济运行模式多样化的普及，教育传授知识并创造经济效益的模式愈发成熟。(5)T.W.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1),pp.68-101.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依靠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共享时代发展红利的现代化模式，这离不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即通过优化教育结构、创新培养模式来带动一般性知识的普及，培养更多专业高级人才以产生更多专业化知识。中国共产党通过共同富裕促进知识生产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普及全民教育，深化教育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幼有所教、人有所学的基础教育能为人民拥有普遍生活能力，使其掌握基本科学知识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对于一些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偏远乡村、革命老区进行重点扶持。在教育投入方面，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4%，投入数额呈连年增长趋势。近十年来在义务教育薄弱地区新建、改扩建校舍2.2亿平方米，购置教育仪器设备1066亿元，将1400万农民工随迁子女纳入“两免一补”范围。在解决群众后顾之忧方面，安排专项资金，在全国29个省份1631个县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覆盖学生3700余万人。(6)董洪亮、赵婀娜等：《优先发展，坚持教育战略地位不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成就综述之一》，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8年9月7日。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制定并执行《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通过万名教师支教计划、“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等招聘农村特岗教师51万名，精准培养乡村骨干教师上万人次。(7)于珍、焦以璇：《教育部：2012年以来中西部共招聘51万名特岗教师》，中国教育新闻网，2019年9月3日，http://www.jyb.cn/rmtzcg/xwy/wzxw/201909/t20190903_257182.html。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有2379个县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占比超80%。上述事实均表明，在共同富裕教育理念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全民教育共享，充分保障了人民受教育的公平权利。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民一般知识掌握度大幅提高。2021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在校生2.91亿人；
与2012年相比，学校增加6300余所，在校生增加2800余万人。(8)孙竞：《教育部：我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22年9月27日，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875/mtbd/202209/t20220927_665349.html。同时，我国16—59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8年，预计到2025年将提升至11.3年，平均受教育水平达高中二年级以上。同时国家也为存量劳动者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创造条件。(9)董小迪：《教育部：2025年人均受教育水平将达到高中二年级以上》，中国网，2021年3月31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21-03/31/content_77364241.htm。总之，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实现了教育普及化的历史性成就。

第二，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创新人才培育。高等教育阶段是培养高级专业型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目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4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在教育理念、质量标准、技术方法、质量评价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0%(2012年)提高至57.8%(2021年)。认定8031个国家级、8632个省级专业建设点和3559门国家级一流课程。同时，通过“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计划，一批大学和学科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稳步推进。(10)教育部高教司：《历史性成就，格局性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改革发展综述》，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22年5月17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jyzt_2022/2022_zt09/02gdjy/02gdjy_jdt/202205/t20220517_627997.html。预计到203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75%，硕士研究生比例达12%—13%，博士研究生比例为2%—3%，形成高效的教育层次结构体系。(11)李立国、赵阔等：《经济增长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

通过不断完善高等教育体系，一大批创新性人才脱颖而出，助力大国科技事业蒸蒸日上。在2021年科睿唯安(Clarivate)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大陆以935人次位列第二，占比达14.2%，远高于2017年的4.6%，实现了年均6.2%的快速增长。(12)余惠敏：《喜看“高被引科学家”年年高》，光明理论网，2021年11月21日，https://theory.gmw.cn/2021-11/21/content_35326288.htm。以顶尖农业人才培养为例，2010年国家实施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遴选出300名农业科研杰出人才，获得各类国家科技奖励达100多项。同时传帮带效应显著，已藉此组建起一支6000多人的学科专业布局合理、整体素质能力较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高层次农业科研人才队伍。(13)冯华：《经费使用灵活，可自主选择课题，极大激发创新活力——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10年成效显著》，《人民日报》2021年1月11日第19版。正是在大量创新性人才的努力下，我国在一些尖端科研领域，如高速铁路、半导体照明、超级计算、高端装备、AI智能、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等领域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不断取得跨越式发展。

第三，加快建立完备高效的技术转移体系。科研成果转化在技术衔接、资源统筹、产品保证和基础管理等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我国长期注重科学技术与生产技术的转化衔接，通过科研生产模式转型，逐步打造“产、学、研、政”四位一体发展体系。其一，以研为基，加大科学技术研发。更多专业化知识的积累和创造，无疑对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有巨大作用。知识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其在促进资源循环的同时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转移。如以银行、电信、运输、保险、房产和电子商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便藉由信息技术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信息和物资的传达效率。其二，注重产业，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形式不断多样化。2020年，我国3554家高校及科研院所共计转化技术合同超46万项，总金额达1256.1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科技成果流向的集聚效应明显，超四成转化至制造业领域，有效服务了诸多亟需研发能力的中小微企业。更令人振奋的则是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不断涌现，仅2020年便有1106家共研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投入运营。随之而来的是各类创新转换方法相继投入使用，转移转化专业人才培养初见成效。(14)杨舒：《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持续活跃》，《光明日报》2022年6月30日第8版。其三，政府坚守引领者和保障者的角色定位。《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22年)等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并确立11家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布局支持1500余家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和40余家市场化技术交易市场(所)，建立一系列技术转移法律保障，打通技术转移全链条。(15)杨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22年6月7日第5版。技术转移体系的逐步成熟显著带动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如重离子、磁共振成像仪(MRI)、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仪(PET/CT)等高端产品均藉此成功实现产业化。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快速高效的技术转移使得国产新冠核酸检测试剂能在短短41天内完成从研发到上市的全过程，有力保障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政府还积极引导资本与产业对接，持续推动尖端科技研发，以确保创新驱动格局的形成。美国阿斯彭研究所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我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将超过美国。(16)Holly Chik,China Set to Pass U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ending by 2025,South China Morning Post,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cience/article/3141263/.这显然得益于我国持续引导资本正向投入研发的举措。

可见，共同富裕对罗默模型中的专业化知识(k)、一般性知识(K)和资本总量(x)均有所优化。一方面，我国践行共同富裕教育理念，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注重教育的普惠性和科学性，以基础教育提升社会整体一般性知识水平，使得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摆脱下游产业地位。另一方面，以高等教育提升专业性知识水平，通过培养高端专业人才，在开拓新兴产业的同时注重资本产业对接，加快技术转移，并反过来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服务。共同富裕的优越性在于，并未单纯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归结于几个因素的增长和叠加，而是追求知识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和谐增长。这无疑是对发展经济学的一种超越和创新。

“一带一路”是我国现阶段实施的重要战略，战略的实施注重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强调区域联动，推动产业的有序转移和承接，进而推进产业梯度发展。青海省作为丝绸之路圈定省，可与陕西、甘肃、宁夏三地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和“互联网+”的营销模式，青海省产业市场将逐步扩大，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我省的各类产品，尤其是具有普遍国际属性的农畜深加工产品，更是可以借助这一优势，走向国际市场，为青海省畜牧业提供了发展良机。

卢卡斯模式是用来衡量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模型，细分为两时期模式(Two Periods Model)和两商品模式(Two Goods Model)两部分。两时期模式将人力资源分为“原始劳动力”和“专业化劳动力”两个类别，是一个展示人们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比例的线性函数。公式如下：

h"(t)/h(t)={h(t)a[1-u(t)]}/h(t)

上式中，h(t)代表以劳动者劳动技能展示为指标的人力资本，a是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Output Elasticity)，指生产中产品产量变动对人力资源投入变动的敏感程度。u(t)为生产时间所需变量，[1-u(t)]为脱离生产在学校学习所需时间(假设生产时间和在校学习时间总和为1)。两时期模式展示了人力资本投入的必要细节，包括不同产业对人力资本需求的差异(即产出弹性)，以及在岗教育的重要性，即通过不脱离生产岗位“边干边学”，尽量减少[1-u(t)]来获取最大的人力资源收益。

两商品模式则着重对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现实效应进行探讨，反映产出增长的人力资源因素。公式如下：

Ci=hi(t)ui(t)N(t),i=1,2

上式中，Ci表示第i种产品的产出效率。hi(t)表示生产第i种产品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ui(t)表示生产第i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总和。N(t)表示以人的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劳动投入。两商品模式着重于对既有人力资本投入与一般价值产出间的探讨，而非对人力提升路径的分析。同时，两商品模式可用于比较不同产品甚至不同国家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即

C1=h1(t)u1(t)N(t)

(1)

C2=h2(t)u2(t)N(t)

(2)

将公式(1)、(2)相除得公式(3)：

C1/C2=[h1(t)/h2(t)][u1(t)/u2(t)]

(3)

可见，在理想理论模型条件下，以产品生产效率为代表的收入增长速率与专业化人力资本和总量劳动力直接相关。反之，通过对不同国家间专业化人力资本和总量劳动力的比较，可以推断出不同国家收入增长率的高低。因此，卢卡斯解释了国际贸易体系中“强者恒强”的人力资本逻辑，即发达国家由于有着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此得以吸引更多更优质的国际资本。

但是，卢卡斯模式虽然揭示了知识和人力资本的递增效应，却忽略了人的福祉与需求。片面追求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率只会营造出虚假的繁荣，而真正的繁荣则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1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12月18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便是中国共产党保障人民福祉的重要方式。共同富裕以提高全体人民福祉为基本宗旨，通过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方式确保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相统一。

第一，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是提高人力资本的必要途径。早在1978年，邓小平便倡导并批示创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现更名为国家开放大学)，逐步探索出“宽进严出+注册入学+完全学分制”的培养模式，让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需要的在职人群能够学习专业化知识。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明确指出要开展覆盖各社会群体、年龄人士的终身学习活动。如健全继续教育激励机制，包括支持用人单位为接受教育人员提供条件，将开展继续教育与工作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务(职称)评聘、职业注册等人事管理工作挂钩和衔接。鼓励通过卫星、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媒介开展远程教育和公共知识服务。(1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0年7月29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008/t20100802_93704.html?ivk_sa=1025922x。如辽阳市民政局每年组织500多名养老护理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不仅增加了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了服务品质，还带动了当地养老行业向专业化、规范化、全面化发展。(19)王凤娜、王家刚：《新时代市级开放大学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探究》，《辽宁师专学报》2022年第2期。可见，继续教育体系使得我国专业化人力资本[ui(t)]得以不断累积，且无需占用过多的在校学习时间，已产生良好的社会效能。同时，为专业化人才提供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扩大开放度不仅能使发展中国家快速吸收新技术，也能大幅提升高端人才的专业化水平，从而把握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差距。1996年我国成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为我国学者赴外进修学习，参与教育交流和科技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累计为逾10万位创新型人才、青年骨干教师、乡村振兴人才、西部地区人才、高级研究学者提供出国留学、访学机会。(20)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官网，https://www.csc.edu.cn/。2016年留基委设立“滇西边境山区中学英语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分21批次将2000余名云南山区教师送到欧美教育强校进修学习。为引导和支持贫困地区增强“造血”功能，提升当地劳动力水平，实现脱贫致富奠定人才基础。(21)教育部规划司：《矢志不渝扶贫路——记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教育扶贫之旅》，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2019年10月14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9n/2019_zt27/zsdw/liuxuejijinwei/201910/t20191014_403277.html。可见，我国在共同富裕目标指引下，通过在全社会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提高人民科学素养，加快知识普及与更新。

第二，建立全范围、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人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进而增加了劳动力总量。社会保障体系藉由丰富的民生保障消除国民经济发展的种种掣肘，给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力，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将公共服务、就业、收入分配、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基层社会治理等内容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赋予其更多增进民生福祉的功能。这就需要从统筹安排和制度创新两个维度开展相关工作。

首先，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要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2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尤其是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加大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的力度。目前我国医保参保率已达95%以上，超过80%的农民得益于较低的缴存额度，可正常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同时我国先后成立各类福利机构(社会救助站、养老机构等)超50万个，近十年来累计救助人员超1000万人次，对6200万低收入人口实施常态化救助；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和重度残疾人补贴制度，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公共服务。且先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志愿服务条例》(2017)等，不断通过法律法规保障人民基本权益。(23)李昌禹：《十年来，我国基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兜劳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日报》2022年9月9日第3版。这一体系一方面解决了许多民众急愁难盼的问题，提升全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人力资源潜力的释放提供了足够空间。

其次，提倡共建共享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并非矛盾的概念，而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根本目标是让所有社会成员保持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并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机会。创新的、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是公民社会良性运行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稳就业”作为“六稳”、“六保”的首要任务，不仅是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也是确保国内大循环通畅的重要一环，对提升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李克强强调，“保就业就是保市场主体，有就业就有收入和消费。”(24)《李克强谈中国的就业优先政策》，中国政府网，2020年11月24日，http://www.gov.cn/premier/2020-11/24/content_5563880.htm。各级政府通过搭建线上线下就业平台，整合各类人才服务机构，维护工人群体合法就业权益，遏制隐性就业歧视链等方式提高就业增量，就能为新型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提供人力支撑，从而达到企业“稳运营”和居民“稳收入”的效果，社会劳动力总量自然得以提升。总之，社会保障体系在多方面为民众编织了一张“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兜底密网，让老百姓“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大幅释放消费信心驱动的国民消费需求，并反过来通过市场实现产品价值循环。

第三，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直观体现。首先，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普遍的、优质的公共服务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行为一方面必须在所得及分配上受到一定制约，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视同仁”的公平环境，即所有居民均享有大致相同的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服务和公共环境。此外，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能通过消弭过于严重的劳动力分割来增加就业、稳定投资和促进消费，从而化解周期性经济危机。(25)曹艳秋：《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作用、障碍和对策分析》，《辽宁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其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资源禀赋优化创造条件。早在2006年我国便确立了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禀赋多样，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地区间“差异化的平均”，也对促进地区资源合理分配有指导和促进作用。如我国赣江流域覆盖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多省，在非汛期常出现水资源不均的现象，尤其是新余、萍乡、抚州等地，生产用水常年短缺，甚至影响居民日常用水。2022年水利部专门出台《关于印发赣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的通知》(水资管〔2022〕294号)，遵循“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原则施行水量份额调配，保障多地域民众用水安全，并为多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支撑。

可见，打造终身学习型社会，建立全范围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虽侧重点不同，但均通过资源分配调节制度，关心人全生命周期的成长，从而为专业化人力资本水平[ui(t)]持续正增长，劳动力投入[N(t)]的持续增加创造条件。共同富裕的伟大意义在于找到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平衡点，不将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化作为单一考量，而是从人民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长久的内生动力。

斯科特模型重点论述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间的联系。这一模式借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总量概念，将经济增长因素简化为物质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两个变量的量化。公式如下：

G=gW+gL

G=aps+ugL

在斯科特模型中，G为经济增长率，gW为工资增长率，gL为人力资本增长率(同卢卡斯模型中的hi(t))。a为线性概率系数，p为投资增长率，s为投资率，u为劳动效率。这一公式表明，产品效益增长率等于资本年均投资率和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的总和。投资增长率与投资率呈正相关，且有叠加效应。即若投资率(s)递减，则投资增长率(p)必然下降，ps下行趋势更为明显。同时，若人力资本增长率(gL)下降，则必然引起劳动效率(u)衰退。这一模型指明了资本投资在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后发优势”作用作了阐释，即后发国家通过扩大贸易规模大幅提高投资率，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但这一模型缺乏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合理探讨。虽然在理论上，人口、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作用，但亦受边际效应的直接影响。斯科特模型曲线无法准确呈现多要素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尤其是多要素作用下，要素流动性所带来的巨大增长潜力不应忽视，这就需要宏观力量指引各生产要素完成再平衡过程。这也是生产要素自身特点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决定。”(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7页。可见，人口所代表的劳动力质，与资本和技术所代表的生产资料质需有一定规则和比例，以形成要素间的协调作用，并实现效益最大化。从现实上看，若不能做到均衡发展、共同发展，势必会在经济体内引发巨大的社会矛盾，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毋庸讳言，要素流动会带来区域经济职能的改变，这会导致大都市地区、新型工业化地区崛起的同时，老工业区、农村地区、边缘地区因经济模式的重构而衰落，地区差异不断扩大，最终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伤害。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地区发展理论和实务经验。其中以产业融合发展为主体的城乡发展模式能从供需两端双向调节资源分配，是中国化的创新式的资本积累模式。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链耦合为基点，通过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资本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效率提升、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等方面进行优化。(28)涂圣伟：《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政策选择》，《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第一，通过鼓励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实现城市资本“回流”下乡。在科学治理前提下，基于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大力发展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农业服务业等新业态。当前我国农村建设已度过初级发展阶段，正处于解决农业生产方式的关键节点。以外部生产要素打破传统产业壁垒，是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需求。如2017年四川省出台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政策，在划定城市资本“入驻”重点领域的同时，给予相关企业在市场准入、金融贷款、财政税收、用地用电、人才培训、社保缴纳等方面的支持，并建立领导干部定点联系制度全力落实。当年四川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综合经营性收入便达1150亿元，居全国首位。(29)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7)32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sc.gov.cn/10462/c103046/2017/4/20/a67a781cacd14086af7fc4aa8365e118.shtml。指导资本科学垦拓农村市场，合理发挥资本作用，不仅使得投资率(s)得以避免在既有市场饱和后陷入传统边际效应泥潭，且通过不断挖掘乡村潜在人力资源，提振工资增长率(gW)和人力资本增长率(gL)，提升乡村劳动效率(u)，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

第二，藉由新信息技术的运用带动供应链变革，形成C2B反向定制服务体系。这一体系以消费者为中心，强调消费者的主导性。(30)王春萍：《C2B模式下农产品电商运营的方法策略》，《现代经济信息》2017年第8期。得益于当前互联网的时效性、精确性及普惠性，越来越多的城市个性需求可以通过定制化实现，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倒逼农村产业向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转型。C2B反向定制模式属于市场经济驱动下供需双方的高效适配，相较于政府驱动更为灵活高效。如2013年淘宝网推出定制产品平台“聚定制”，采用大规模定制的方式，兼顾产品的个性化和高性价比。这种“以销定产”的方式相较于传统“蒙眼式设计，赌博式生产，单一渠道营销”的产销模式更为高效，且能解决库存问题。2014年拼多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云端“农地云拼”模式，重点在全国城乡间打造资源分配平台，实现产品大规模上线。2020年“农地云拼”成交额逾2700亿，累计带动脱贫人数近千万。(31)朝创：《技术赋能、专项投入：拼多多助力农业数字化升级》，《中国经济导报》2022年2月22日第7版。这一过程是斯科特模型的逆向优化，即通过精准把控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资的导向，提高投资的有效率(aps)，进而增加经济增长率(G)。这种有别于正向融合的反向定制模式，亦为资源禀赋再利用、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

可见，共同富裕理论对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相关重要模型进行了完善、创新与超越，实现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超越。这是由共同富裕的理论支点、核心目标和重要抓手所决定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共同富裕的理论支点。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共同富裕的核心属性便是人民属性。也正是因此，共同富裕有着远超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合理性和前瞻性。共同富裕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作为核心要义，以更长远的视角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利用作出谋划，扬弃了卢卡斯模式中对人的物化，注重公民个人成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并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来为人民提供更完备的兜底性保障。

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大多将经济作为一个均质整体进行研究，而忽略了掩盖在经济增长率之下的繁复的地方经济结构。这也使得各地区、各部门间的差异性容易被忽视，并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损害各经济要素间的区域流动，最终对共同富裕的实现造成负面影响。(32)耿林：《浅析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12期。共同富裕摒弃了对资本投入的单一量化视角，将传统经济增长率细分为区域经济增长率，强调通过缩小城乡差距，推动乡村振兴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产业升级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共同富裕进一步突出知识的生产要素属性，并通过普及全民教育，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建立技术转移体系等方式实现了知识的大众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而非将知识作为谋利的手段。这种全体人民共有的多元知识获取途径，有效弥补了知识差异在贸易体系中所存在的不平等隐患。人人有文化，人人有素质，是我国制造业掌握关键技术，能够研发和使用最新尖端设备的前提保证，也是“中国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向上游提升的关键。

共同富裕对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完善、创新和超越，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辩证吸收相关西方经济理论优势，并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内在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这不仅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优越性，也映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蓬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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