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共同富裕的实现探索

周广鹏， 邹小华

(南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此之际，中国面临着来自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双重挑战，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取得竞争优势地位，成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的客观要求。而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1]。尽管时代不同，但是高新技术的发展，也同样产生了对于部分行业的替代以及就业空间的挤压。普通劳动者存在劳动力不再“值钱”和生产要素缺乏的双重困境，难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造成了初次分配一定程度的失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2]，这种负面影响更加直接地体现在从事较低技术水平工作的普通产业工人身上。因此，需要社会共同关照这部分劳动谋生的工人群体，从理论层面把握“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高新技术发展对于就业问题的双重性质，在现实中持续推进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共同富裕，进而对党和国家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总体设计增强信心。

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技术革命对劳动者的部分替代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广泛应用对产业工人的替代进行过研究，重温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可以获得一些有益启示。

(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技术变革对产业工人出现替代影响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第一目标，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自由市场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因此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个别劳动时间成为科技发展的内生动力。马克思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3]。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的发展无需过多依赖消耗的劳动量，换言之，在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越来越少的劳动者可以催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活动，进而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1]。因此资本会更加倾向投资不变资本而非劳动力，设备、土地、厂房和技术等因素才是制约扩大再生产的关键因素。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本可变部分绝对量的增加，他仅意指资本可变部分相对量的减少，反映的是资本倾向投入可变和不变部分的比例变化。“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1]。资本投入倾向的比例变化直接反映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因此对劳动的需求会减少，“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1]。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相对过剩人口，工人随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所决定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会使积累所形成的追加资本与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同时，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雇用的工人”[4]。此外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也为资本获得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提供可能，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在短短百年时间逐步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面临企业需求工人数量的降低，以及劳动力价格相对下降的双重影响。

(二)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对普通劳动者共同富裕实现的挑战

对于中国新时代工业发展，李克强总理曾指出，互联网+双创+中国制造2025，彼此结合起来进行工业创新，将会催生一场“新工业革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阵痛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行业优化升级，提高产业附加值。其中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已经渗透进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不但像机器一样对重复性劳动进行替代，甚至已经延伸到人类视为自身独有的创造力领域，同人力形成激烈竞争。受制于人的经验、条件和时间，创造力具有相对有限的特点，以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则在大数据支持下迸发出巨大潜力。在强化对人的替代作用的同时，就意味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伴随着传统行业就业岗位的减少。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压迫和剥削的制度因素，但是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这就客观上必然出现对个别劳动时间缩小的追求，高新技术的发展与马克思时代技术发展有同样的特点，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众多产业工人也面临着被替代的风险，值得我们重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劳动实际难以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谋生所需要的实为劳动成果。即通过就业工作，通过劳动获得相应产品分配，保证自己和家庭生活所需。这一切的前提基于劳动者能够获得胜任的岗位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所以在当前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对于普通劳动者群体而言，提供给他们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是最为基本的要求。但是这一类工人通常未接受过系统教育，在技能更新和学习能力上存在天然劣势，应对风险的能力较差。对于普通劳动者就业劳动产生冲击，就会形成初次分配中产业工人的不利地位，对于“后富”群体摆脱相对贫困带来困难。

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来看，不仅包含着对于物质富裕的规定，也对精神富裕提出更高要求。“新工业革命”为当前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转向与活力，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兴起为娱乐提供方便，网络教育和线上读书也使终身学习的门槛降低。表面上看人的精神世界，精神领域显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对于从事基础工业生产的普通劳动者，由于时刻面临着强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被替代的风险延续到未来预期之中，实际上并不能形成精神富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此外，泛娱乐化和碎片化的学习，不利于系统掌握知识，普通劳动者在谋生压力下，无法真正投入教育之中，精神需要让位于物质需要，这也给共同富裕的实现带来巨大挑战。

(三)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看高新技术发展带来新兴行业对劳动人口的吸纳

社会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的行业类别、技术发展阶段和具体工厂现实状况也使马克思认识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另一面，劳动人口的需要也可能呈现扩大趋势。

在行业内部，扩大再生产会带来对劳动人口的吸纳，“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1]，这正反映了马克思其实并不排斥资本可变部分绝对量的增加。技术的变革也有速率变化，劳动生产率在不断提高的趋势下也有相对稳定的一面，所以行业内部资本的投入也会出现对工人数量需求的扩大。生产也与消费紧密相连，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的过程，也伴随着世界整体消费需求的提高，伴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产品的流动性也逐步增强，在消费潜力尚未完全开发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也是资本发展的必然，对于劳动人口的需要一定程度也呈现上升趋势。

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产业投资目的是获得财富的保值增值，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高利润行业对低利润行业具有吸引作用，所以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带来行业间平均利润的产生。行业之间的兴衰相应也会产生变化，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变化。“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1]当然，这个增加并不绝对，不同的行业性质不同，工作内容和劳动人口饱和程度也不同，其他劳动部门也并非一定能完全吸纳原有劳动部门失业人员。因此技术的进步，对就业和劳动的冲击不能片面局限在部分行业来看，要通过宏观视域把握工业生产过程中对劳动总人口的需要。

技术发展带来新兴行业的产生，不仅吸纳从事高新技术的工作人员，也会带来更多基础劳动人口的需要。“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不仅涌入旧生产部门也“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新的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这就需要大批的劳动力的投入，“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1]。马克思通过工业革命产品大量制造带来的交通运输业对劳动人口的需要，以及新的奢侈需要带来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仆役阶级”被再生产，说明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新兴行业的产生会带来对劳动人口的吸纳。这部分劳动人口的需要在当代更加明显，如人们口语常说的“风口”，就反映了在当代经济中热点行业的兴起，也必然带来大批基础从业者。很多小众的需求也带来了职业种类的增加，虽然单个职业人数需求并不大，但种类的多样化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就长期来看,由于科技进步对资本有机构成的作用会使之出现三种状态的交替变化,这样,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就会呈现出相对结构性过剩的状态”[5]。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行业的种类增多，吸纳劳动力的广度无疑得到更大提升，劳动者就业也存在更大弹性，高新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带来失业问题，但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技术发展情况下，劳动人口就业出现新转向就可以看出，结构性失业才是发展的问题，人力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是不现实，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既然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不会带来大规模失业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劳动获得收入回报，实现财富的积累具有现实基础，那么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便不会动摇。但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传统产业冲击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能够完全交由市场进行调节，这会带来巨大的问题。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的市场调节，在广度深度不断加强的经济危机面前频频失灵，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另一方面，仅靠市场调节的弊端会造成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苦难，劳动人民随时面临着失业压力，转换行业带来高额成本，面临巨大职业技能考验，这些均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中国共产党坚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以维护人民安全为宗旨,要一切为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为中心,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6]。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着眼于“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劳动需要和发展前景，不能完全由劳动者承担市场带来的阵痛。

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仅消除了剥削产生的制度基础，更保障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共同富裕扎实推进的根基所在。

(一)社会主义制度保证党和国家对共同富裕的总体规划和设计保持平稳前进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对于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高度概括。“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7]。是新时代对于共同富裕的最新要求。“新工业革命”带来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在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了对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革。做大“蛋糕”不仅包含量的积累，更包含质的提升，对于科技进步的追求，无疑是更高层次生产力的解放。资本主义对科技进步的追求，其实是对于剥削剩余价值的一种工具理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同样也产生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但是“蛋糕”的做大是以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为目的，是以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追求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追求个人利益截然不同。其次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我国更加注重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8]。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决定性的成就反映出我国对于人民贫困问题的高度重视，矢志不渝追求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是党不断前行的动力，在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同时，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下，分配才能更好惠及民生，将“蛋糕”实在地分到人民群众的盘中。因此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高新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进行限制，相比西方国家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无疑对普通劳动人口更加温和，更能保障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财富涌流惠及更多的民众，促进共同富裕中“共同分享”深入推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证高新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当人力的成本低于机器生产，出于对更低生产成本的追求，资本家不会抛弃人力使用机器。但机器化大生产自一出现便代表着更高的生产力，代表着低廉的价格和更高的效率，所以工人便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重复性劳动也逐渐被机器替代。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展现出更高层次生产力发展的前景，但是在大规模生产以及利润率回报方面，还不能完全替代人力，不过可以相信，在科技发展能够为资本膨胀提供新的机会时，资本会毫不留情在更多行业抛弃人力。工人被抛弃，失去收入难以购买商品，进而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剧烈的发展，最终埋葬资本主义本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不以替代人力为目的，而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一种可能。通过技术发展，人的重复性工作可以被替代，由分工带来的人的异化同样被消除。技术的发展不是完全迎合市场化的需求，替代人力的同时也将赋予人自由选择的权利，解放日常的繁琐劳动，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激发人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这也为共同富裕中精神富裕的实现提供条件。在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9]狩猎和捕鱼谋生是马克思所认为同生产力不发达阶段适应的，但在这时，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狩猎和捕鱼活动的第一性不是作为谋生手段，因此被替代的工作同样也可以选择从事。高新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焕发活力，代表一种光明前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提供生产力支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作为谋生手段还是主要方面，并且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政策，需要工人得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才能实现生活的自足，“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2]，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社会为个人奋斗创造好的条件，使之真正做到劳有所获。“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7]就需要高新技术发展，而技术对传统制造行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替代又不可忽视，这一类面临着替代压力的普通劳动者就尤为需要关注和支持。通过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平均利润的产生会在市场中调节行业间劳动人口，但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有滞后性，这就需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市场机制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宏观调控让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

(一)加强职业能力的培育，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技术更新更加频繁迅速，适应“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要求需要传统产业工人不断提升职业技能，适应新技术带给生产领域的重大变化，提升自身竞争力。传统工人技能在分工模式下相对单一，长久的流水线重复性劳动导致在职业竞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体力劳动等简单劳动也受制于年龄、身体状况和行业环境，具有不稳定性。李克强总理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10]推进青年职业教育以及中年工人职业再教育，在应对高新技术浪潮对就业冲击上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通过企业和学校提供的技能培训，在“产学研”一体化结合的过程中，工人自觉吸收先进理论知识并同实践结合。如钳工、焊工和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并不需要太过高深的理论知识，在合理的课程安排下，足以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基本工作要求，通过企业提供的实践场所，从普通工作任务做起，完全可能实现转型。

第二，政府大力推进再就业培训，利用宏观调控对师资、教学条件和工人的调配优势，更加广泛宣传和动员，鼓励工人自觉接受技能培训。政府有财政收入作为支持，更能够在短时间内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培训。

第三，发展私人职业教育行业。在私人职业教育领域，工人与工作要求对接更加紧密，专业教师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专业化水平，对市场需求更加灵敏，可以作为一种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在职业能力培育过程中需提供更加灵活的时间，适当利用假期、夜晚和早晨，保证较少影响工人原有工作生活，不可成为指标性任务加重工人负担。尽可能提供多样化的职业选择，针对性进行职业培训，防止带来更大竞争压力和过剩问题。同时资本的进入需要法律的规范，以及政府严格的监督管控，保证职业教育培训业的长远发展。

(二)完善合理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把收入分配制度落到实处，将国家宏观的制度设计细化为具体执行措施。需要不断深化推进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当前社会初次分配更加强调效率，由于多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只有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地位才能获得分配的优势，这也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普通产业劳动者缺乏多样化的生产要素，处于分配中不利地位，所以必须规范健全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使生产要素的价格回归到合理水平，防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参与市场活动的演员，带货主播等公众人物，由于领域的特殊性，具有强烈的吸引消费者“目光”的能力，在产品销售流通中发挥重大作用。渠道和吸引能力作为一种要素，其作用被无限放大，导致在收入分配中要素价格失衡，甚至部分企业将大量资金投入宣传，忽视产品质量，商品价格与价值严重不匹配。直播的天价“坑位费”，高额的广告代言费以及部分明星阴阳合同等都是不合理的具体体现。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向劳动要素倾斜，才能保证广大从业者收入基础。

再分配作为一种政府调节行为，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的“有为政府”，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为企业发展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防止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市场，保证市场公平有序运行。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好兜底作用，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具体生活，不断改善劳动环境，督促企业合理安排劳动强度，做好产业工人医疗保障等后备工作。重视第三次分配，充分发挥基金会和志愿组织在缩小收入差距、配置社会资源和广泛动员群众的重要作用，汇集全国善心，形成强大公益力量，“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就体现了三次分配的美好设想。用“温柔之手”助力共同富裕，还能推动“善”的深入人心，促进全民族道德意识的觉醒，为共同富裕中精神富裕提供可能。

(三)企业推动高新技术进步，积极投身市场，占据竞争优势地位

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形成，竞争越发激烈，企业不仅面临着国内竞争压力，还要面对全球资本竞争带来的挑战。推动企业的产业升级，一方面需要注重消费需求的变化，提高产品质量，满足消费的个性化需要，新发展格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就需要实现产业发展与消费升级相契合，对企业生产要求不仅要保证量的积累，还要实现质的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大研发投入，解决好长远发展的问题。“在一些行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具有了技术和市场的垄断势力，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研发努力”[11]，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破除技术垄断，走出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业困境，才能防止陷入国际市场上劣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12]，需要政府给予企业创新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加大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通过法律规范专利申请和使用，保护原创性贡献。技术不断革新，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共同富裕积累物质力量，同时新技术也为普通劳动者带来一定就业岗位。“要通过科技创新带动社会分工等生产关系的优化调整”[13]，不断消除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

(四)发扬工匠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

“所谓工匠精神,简言之即工匠们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对技艺不断改进、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14]。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需要不断打磨制作技艺与制作水平。不同于机器制造的标准化，人力对于产品的制造蕴含着“美”的感悟，体现着人特有的独立意志与思想。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和登峰造极的技术追求同样会使产品经住市场化的检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在现实中，工匠精神的培育具体应做到打破传统就业观念，树立职业平等观，“倡导工匠精神,必须改变扭曲了的舆论导向,在各种媒体上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舆论氛围”[15]。做到给予工人足够尊重和支持，鼓励技术创新；
应引导传统技艺与现代化结合发展，满足现代化审美和需求，只有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应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的保障，为工匠精神的发扬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为追求工匠精神的工人免除后顾之忧；
最后应大力弘扬榜样作用，一方面加大对于精益求精的匠人宣传，引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另一方面认可平凡的岗位也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对严肃认真的普通工人大力鼓励。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高质量的发展，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的，当前经济社会状况相比改革开放初确实已有极大进步，但要认识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经济在未来长久稳定发展的条件下，共同富裕才能稳步推进，这对于“做大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高新技术的发展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只有占据第四次工业革命优势地位，紧跟世界发展大势，才能保证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分配制度，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是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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