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推动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胡 建，马文涛

（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建党百余年来，伴随党带领人民对共同富裕矢志不渝的追求奋斗，共同富裕及其内涵经历了多维度的横向变化和纵向延伸，“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2]272高扬绿色发展旗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共识和呼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3]，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同时“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因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最坚实的支撑在自然资源，最繁重的任务在生态治理，最大的后劲在生态文明。

目前，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大都对二者分别展开研究。在生态文明方面，有对生态文明思想渊源和观念创新等理论层面的研究[4-6]，有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举措和实践进路等实践层面的研究[7-9]。在共同富裕方面，有对共同富裕的实质、目标等理论方面的研究[10-11]，有探讨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12]、旅游业[13]和科学技术[14]的互动关系与相互作用的研究。从现有文献看，将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相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耿步健等[15]第一次提出“生态共同富裕”的概念，指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共同富裕”，将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双赢；
沈满洪[16]立足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系统性工程和重要驱动力量；
张云飞[17]总结了我国生态反贫的探索历程和历史经验，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反贫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特色与贡献，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经验。

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研究的日益深化细化，为我们深入研究生态文明推动共同富裕这一命题奠定了基础。但总的来说，对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结合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空间，必须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视域深入阐述。综上，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必须深入加强对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充分认识生态文明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向，切实发挥生态文明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其中一位。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让优美的生态环境惠及人民群众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单纯的物质富裕，它还包括精神的富足，生态的优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8]因此，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在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和提供动力，二者统一在高质量发展之中。

（一）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

生态文明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建构性、基础性和指引性作用，集中表现为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物质基础与精神动力。

1.建构性：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和怎样实现想要的“富裕”，成为党和国家亟需思考和做出回答的时代课题。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19]538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因为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生态治理是否有效、生态环境是否优良，关乎到是否满足亿万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更直接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换言之，优化“五位一体”总布局，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和保护、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产生良好互动；
关系到社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稳步上升；
关系到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人民身心普遍健康；
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能力提高、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现代化。因此，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与全面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让“富裕”的理念在价值意蕴上有新的重构，充分彰显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对于实现多维度、深层次的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2.基础性：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自然界中丰富的物质资源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将其称之为“自然生产力”，强调“没有自然界的物质资源，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都只能是一种抽象性和虚幻性的存在，而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20]良好的生态环境代表高度发达的自然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欣欣向荣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就是说建设生态文明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美好生活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更稳定的生活节奏和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意味着要在追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始终以“自然资本”①的身份推动人类文明前进，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利用自然资本进行“循环增殖”的桎梏，牢固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10的经济发展观，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支柱，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可靠保障，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3.指引性：生态文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精神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3]，这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生态文明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思想保证。立足当代中国的实际，推进共同富裕，必然要凝聚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把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生态文化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以传统哲学观念为基础，以现实实践活动为导向的情感认同和行动自觉，对于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顽疾、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迈向共同富裕社会具有深远的价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21]，让生态文化在人民群众中蔚然成风，同时在完善生态文明体系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2]14。伴随人民群众自觉接受生态文明教育，不断树立与持续增强生态意识、环保意识，自发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高度认同与积极追求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生态价值理念，在全社会构造内涵丰富、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体系，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指引。

（二）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共同富裕为生态文明擘画了宏伟蓝图。共同富裕不是纸上谈兵，是党和国家分阶段实施推进的战略部署，它通过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地接续奋斗来实现，这种具体性和实质性的实现过程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凝心聚力、克短治弱。共同富裕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最终目标，它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提供动力。

1.共同富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2035年与2050年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时间节点，共同富裕的两步走战略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自然资源的消耗状况不容乐观，整个生态系统乃至自然界不堪重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等严重拖慢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要在2035年迈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自我加压、长期坚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提到，到2035年必须彻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决治理生态顽疾，“生态贫困”的难题便会迎刃而解，人民生活质量也会显著提高，共同富裕更会迈出坚实步伐。由此可见，对于共同富裕的远景谋划必须对自然资源做到物尽其用、物有善用，这是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所作出的有力回应。

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成为中国社会的鲜明标识，全体人民生活富裕、精神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要“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79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自然资源含量丰富、自然生产力超强的现代化国家。换言之，到2050年，全体人民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实现共同富裕，更会享受到清洁水源、美丽山川、肥沃土地以及生物多样性等优美的生态环境。到2050年，自然生产力高度发达，生态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走在世界前列；
自然资本为人类社会带来合理服务和经济补偿；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间、地区间的空前均衡；
中国社会建成系统性和有序性的社会环境。因此，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为生态文明提供了前进方向。

2.共同富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动力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23]新时代共同富裕总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前进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污染防治力量，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生态保障和环境基础。然而，彻底清除生态环境病根，迈向生态文明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第一，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蔓延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放缓。2013—2021年间，我国总体经济规模不断上升，但增速却在不断下降，资金与政策压力为我国如何衡量经济发展与生态效益的天平提出全新议题。第二，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方面，城乡生态治理共同存在一些基础薄弱、修复动力不足等问题。例如，二氧化碳治理效能显著，但出现空气臭氧含量超标的现象，污染防治没有达到预期标准。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较大，集中表现在城乡间资源占有率和利用率存在差异，部分地区城市污染向农村侵蚀。第三，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自然资源存量方面，特别在“胡焕庸线”的两侧，东南部地区水资源蕴含丰富，而西北地区却储量偏少，频繁出现土地荒漠化、酸化等严重的土壤危机，进而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在环境治理方面，现有的地方，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一带，PM2.5 治理成效显著，但京津冀地区压力依然很大。据统计，2022年1—10月，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占比86.3%，而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优良天数占比仅有66.0%[24]。因此，我们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不断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在高质量发展中把握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3]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推进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贯穿于高质量发展之中。探讨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和实现区域间、城乡间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经济要领和哲学命题。

1.消除不充分发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

生产力与生产力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之一，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充分利用好“自然生产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中国发展经验表明，没有自然资本就没有今天中国大地的“绿水青山”，当然也不会有中国人民的“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通过不断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工作，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方面、全领域和全过程地抓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全局性变化和历史性转折，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自然资源创造的价值来看，伴随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逐步提升，2021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 万亿元，达90,385 亿元，比上年增长8.3%，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0%，占沿海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0%[25]。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以生态文明为前提，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共同富裕领域内的重大举措，重在增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力争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创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激发土地、森林等自然生产力要素活力，是破除经济社会不充分发展的强力助推剂。

2.消除不平衡发展：城乡间、区域间协调发展

城乡间、区域间协调发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依靠，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做大做好蛋糕—切好分好蛋糕”的重要一环。一是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坚持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农村相较于城市，具有更多自然资源，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保障农产品品质和食品安全性，从而为农民的共同富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对于“城市病”的治疗必须给予政策倾斜，治理城市生活环境，推进城镇污水、废气管网全覆盖，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有害气体排放，谨防城市污染向农业农村流动。二是要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如何在地区间公平合理地分配自然资源这种共有财富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资源和自然禀赋差异显著，必须要依据各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与人口经济相适应的前提下，促进地区间经济和人口均衡，缩小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换言之，合理的自然资本分配与再分配有利于化解共同富裕中区域间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难题，为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有利于加快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从而在高质量发展中彰显生态文明的独特魅力，提高美丽中国的共有共建共享水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

生态文明引领共同富裕不是凭空捏造的抽象命题，它的出场有着客观的时代背景，因而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需要我们从人民立场、现代化新路和文明创新等方面探讨和把握。

（一）人民立场：有利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马克思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揭示了自然界丰富的资源构成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换言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6]，特别在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使命后，中国社会正式进入全面小康阶段，人民生活已经摆脱物质贫困的局面，因而进行生态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带领人民矢志不渝的奋斗方向和美好愿望。

毋庸置疑，传统的“GDP 幸福观”已经不能成为判断人民生活是否幸福的主要依据。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提出的“幸福拐点”学说②。幸福拐点通常出现在年收入50 万元人民币，在中国一二线城市相当于中产阶级水平，人们在获取超过这个数字的收入后，本该伴随收入增加的幸福感却直线下滑。因此，GDP 不能很好地衡量幸福，还会使我们对生活感丧失享受力，必须重新定义“幸福拐点”之后的幸福感，探求能够反应和满足人民实际需求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意所在，现如今“人民群众不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满，而是对生态环境不好有更多不满”[27]83。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生态宜居的美丽环境将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和深层化的美好生活追求。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人民的衣食住行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琳琅满目的消费产品满足着人民的生活需要。然而，物质文明并不等同于生态文明，相反生态文明会带来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人民会享受到“感官欲望的满足”，生活会有“质量的提升”。

生态文明何以保持和提升“物”的高质量水准，这是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基本向度。一方面，生态文明以高质量的物质生产，为美好生活提供物质养料。生态文明强调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提升，实现自然资源层面“量”“质”的同步跨越，调节和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链条，增强人民在自然界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也能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提升人民的生态文明素养，涵养人民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生态审美情趣，从而为实现美好生活引入源头活水。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以美好生活为向度，激发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汇聚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认同直接关系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28]如果社会中全体人民的现实生活无法达到自身的理想状态，便无法唤醒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更不能凝聚起全体人民携手共建、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葳蕤之力和不朽信仰。生态文明能够反映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和生活理念，激发人民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心力和战斗力，在群众公认的“富裕社会”中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姿态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二）现代化新路：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

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层面现代化的最高旨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有效保护，意味着生态环境带来更丰富的公共产品与更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意味着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更进一步，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跃上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281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努力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辩证统一的现代化，在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保护好环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塑造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营造人民生活环境好氛围。

契合共同富裕的时代命题，把握中国共产党人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脉络，生态文明建设旨在激活自然界的深层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增添动力。如果始终怀有对自然界的敬畏之心，始终怀有对本土自然资源的理性审视和科学把握，始终怀有人与自然关系正确的价值取向，既处于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复杂局势下能够“风起潮涌”，亦能在时局变幻、民族兴衰的变革时刻中“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保持赓续传承和开拓创新的独特品格，不断探索和推动中国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事业，形成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证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迹可循。可以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孕育成熟并走向自觉的，其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全新阐释与高度重视，意味着寻得国家前进动能、充实人民幸福来源、彰显民族复兴伟力，在岁月史书中勾勒中国人民共有的“生态家园”“富裕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量场和现实域。

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推动共同富裕彰显理论认知与行动自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效作为和非常之举。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征程存在诸多现实难题和面临风险挑战，需要价值领航与实际行动。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形势多极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浪潮中，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大规模输送洋垃圾，转移本土生态环境负面效应，同时质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围绕生态环境的大国博弈十分激烈”[2]281。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主流，“根本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哪一个国家在生态环境危机面前可以通过‘邻避效应’而独善其身”[29]。中国共产党能够保持对人与自然关系辩证体察的自觉性，加强生态环境治理，高扬生态文明旗帜，为国内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发展积蓄动能，实现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
同时顺应国际潮流所向，吸收和转化世界上一切绿色发展成果，主动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倡导全人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274，为全球绿色转型持续释放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为世界各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文明创新：有利于跳出资本主义思维枷锁和发展陷阱，迈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27]6每一阶段的文明形态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社会资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0]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先行代表，整体上超越了渔猎文明与农业文明，但历经七百年的历史仍然处于“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31]的发展阶段。资本的逐利性扩大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范畴，打破了原本的“物质变换”平衡，而且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双重异化”，催生出生态危机、贫富悬殊、金钱政治等的文明发展丑态。正如“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13]6，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社会整体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人类文明发展是动态的辩证否定过程，资本逻辑在造成人类文明蒙尘的同时，也为新的文明诞生创造历史转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32]毫无疑问，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科学认识和驾驭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表现在于，以生态文明为核心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绿色低碳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文明发展进程。换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标志着当前中国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明禀赋和精神特征，其根本目的是修复工业文明人为破坏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链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促使生态效益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找到一条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致富道路，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生态环境过度物化的历史困局和现实难题。鉴于此，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宗旨和以生态文明为表征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阐扬出来。

当前，实施以生态文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举措，既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远景目标，又要结合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坚持原则，突出重点。

（一）要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思维，以科学方法指导实现共同富裕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方法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基本范畴。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科学系统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7]47。“生命共同体”理论洋溢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旨在通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新思考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成为新时代满足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统筹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论与方法导向。

一是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运用自然生态的各要素营造全方面、全地域、全过程的优美生态环境。一方面，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EOD 模式”为主导的生态城市、生态乡村与生态社区建设，“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12]66，将环境容量和人居环境作为确定城乡社区定位和规模的基本依据，在“两横三纵”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格局中“保留和恢复适当比例的生态空间”[27]57，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新题中“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绿色青山，记得住乡愁”[27]61。另一方面，统一部署和整体繁荣区域生态空间，统筹修复和保护“上游下游、左右岸、地上地下”[27]56的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使用“东西南北”的自然资源，认真考察与深度定位我国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资源环境规模与价值，依据区域自然条件与环境问题完善“主体功能区”“区域责任体”的政策制度，解决区域内、区域间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从源头上统筹推进各地资源要素合理分配和优化组合，以及推动区域开发与建设的稳步前进与协调发展。

二是要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质量水准。一方面，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特别要将打赢蓝天保卫战、开展水污染、土地污染防治工作，以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目标和重要手段，“全面提升自然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27]64。同时必须将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性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2]19，严密防控垃圾焚烧、有害气体排放等重点生态环境风险，加强跨区域、跨流域生态风险管控合作，着力提升应对重大生态环境风险和突发性事件的协作力与战斗力。加强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总体安全观，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谨防外来物种入侵，坚决抵制境外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侵蚀国家生态环境质量，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是必须树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2]262理念，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动我国共同富裕。要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既要紧密结合中国生态环境具体国情，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为世界性的生态文明做出贡献，加大加快温室气体排放治理，“力争二〇三〇年前实现碳达峰，二〇六〇年前实现碳中和”[33]，又要放眼于世界生态环境实际动态，与世界各国一道深入研讨、集思广益，“让绿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2]118，与全人类一道“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2]229，进而“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2]92，满足全人类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

（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

要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和增效动力，必须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高度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两山论”的提出为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矛盾思想前提和实践基础，这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影响力深刻的概念和范畴，“即是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统筹安全与发展，促进生态共同富裕的方法论指引”[15]。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必须要激发生态经济活力，引领生态产业欣欣向荣，提升彰显自然资本的正确价值。生态经济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生态产业是后工业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形态，具有纯粹天然的自然资本价值属性，“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27]30。当前，我国到生态产业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有待提升，高端化、集群化和特色化程度尚待加强，科创能力与品牌效应急需深化和提升。因此，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离不开生态产业巩固脱贫成果，延续致富之路，迫切需要以生态产品为核心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取向，激发自然资本的经济效能，进一步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汲取优美的生态环境精髓，在全社会绿色发展中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又富有全局视野的大众化、世界化的高质量生态产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需要从讲求绿色发展、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的绿色发展之路，打造链接紧密、平稳运转和效益显著的价值链、企业链、供应链和空间链等生态产业链条，构建潜力巨大、规范有序、欣欣向荣的生态产品市场，大力发展高质量的环境事业和生态产业，打造“生态旅游”“生态直播”等产业新形态，持续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质量提升中的引导力和助推力，促使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高层次和高品位的绿色发展。

必须要提到的是，在“两山论”的思维下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旗帜，促进共同富裕，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两只手”的共同作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与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足以证明，经济增长必然要先构建市场体系，生态市场的存在说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利用和积累了大量的生态资本，必须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防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蹈“资本陷阱”。因此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领导地位，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实践的法制体系，有效防止自然资本的无规使用和无序增长，为资本设置“警戒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自然资本更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生态经济和生态产品更好地效力于实现共同富裕。

（三）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实现人民所盼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真正实现，既关涉到人民生态权益的享有权，也体现自然资源在社会分配过程中的公平正义程度。唯有“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26]7，在“绿水青山”中为人民谋福利，为群众造幸福，发挥生态环境的普惠性和公共性价值，在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分配中突显全民共有、机会均等的价值维度，才能充分彰显“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观点，缩小人民群众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享有的“贫富差距”。

首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越来越盼望和向往优美舒适的生态环境，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34]。解决生态环境环境中的民生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过程，将民生工作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起点高但没有终点，且有时代和人民连续不断的新要求。鉴于此，要构建“标本兼治、常抓不懈”的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既要下大力气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淡化和弱化人类活动造成的生态空间挤压威胁，提升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加速下降的总体趋势，坚定不移地“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19]90，维持正常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民生保障。

其次，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调节生态产品享受的“贫富差距”。“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26构建“统筹兼顾、综合实施、资源共享、协调发展”的生态产品分配制度体系，既要发挥生态产品具有的天然性和价值性的独特优势，提升生态产品的可再生能力和推广力度，为人民生活提供丰富的自然产品；
也要汇集生态产品再分配的社会力量，形成以政府主导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广大人民群众受益的社会格局，打造三次分配协调共进的制度基础和组织保障，减小人民群众内部生态产品及生态权益享有的落差，避免人民在生态环境享有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出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同时打破自然分界线带来的“生态鸿沟”，鼓励和引导各种生态优势向劣势方倾斜，实现各种生态公共产品的跨时空共享、全区域覆盖和协同性配置，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19]256，从根本上达到生态维度的“先富”带动“后富”，共赴共同富裕之路。

注释：

①自然资本即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 的概念，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②2015年，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研究发现：年收入7.5 万美元是金钱“买不到”幸福的一个“关键拐点”，超过这个数字，增加收入不会再增加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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