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民族文化本位”思想论析

喻长友

[摘要]文化研究是钱穆先生学术研究的中心主题，蕴含着钱先生传承和复兴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抗战时期，他主张从“文化救国”的路径探寻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之路，学术研究逐渐由此前的“历史考据学研究”转向“历史文化研究”，他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想正式出场。同时他全面驳斥了“中华文化落后论”、“全面西化论”，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坚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立场，确立“以儒为主、据旧立新”的中国文化发展路向，全面凸显了他的“民族文化本位”的在场自觉和现实表征。运用文化哲学的分析视角审视他独特的民族文化研究理路，为当前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坚定民族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本位;文化自信;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2）02-0016-06

钱穆是我国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一生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志业，对中国文化充满“温情和敬意”，在文化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他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想是其文化学的重要学术观测点，蕴含了钱先生的学术研究情怀和价值取向。但就钱先生的“民族文化本位论”思想来说，是否有相应的逻辑体系，是学界同仁们关注的重要话题。多数学者从史学的角度，论述钱先生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也有学者从局部探讨了他的“儒家文化”本位观，但都没有宏观、深入地阐释其“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生成逻辑。本文拟运用文化哲学的分析视角，全面系统梳理钱先生“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出场、在场的内在逻辑，揭示其民族文化研究理路、学术特征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救国论：“民族文化本位”的出场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发现，我国的“文化救国论”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伴随中国社会时局的变化，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救国论”、“新文化救国论”、“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救国论”、“革命文化救国论”和“新启蒙救国论”的变迁。[1]（P26-30）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如何实现救亡图存和文化复兴”成为时代主题，随后的岁月里无数中华知识精英们开始了探索之路。钱穆就是其中一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的学术研究由此前的“历史考据学研究”转向“历史文化研究”，主张从“文化救国”的路径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1.“文化救国论”的思考逻辑。钱先生对文化提出了种种解释，如“文化是人类大群集体人生一种精神共业” [2]（P52）即文化是一种精神共业，是历史演变中的条贯和系统，从外延上阐释了文化终极精神属性。他认为，“性仁合一”是文化本体，道德是文化的最高领导，文化决定文明，文化决定民族国家。他指出：“故民族与国家者，告人类文化之产物也” 、“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程也”  和“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 [3]（P27，31，215）。在钱先生看来，民族和国家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演进的一个过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绵延繁衍，都有一套文化系统来维系、来推动。在钱先生看来，文化是民族的生命，也是民族划分的标准和尺度，没有文化也无所谓民族，也无所谓国家;文化与民族互为决定和创造，民族可以创造文化，文化也可以创造民族和陶冶个人。他指出，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和穆罕默德等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各民族集体文化的产物，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里只会产生孔子，不会产生耶稣、释迦摩尼和穆罕默德。假设文化在演进中终止，国家可能消亡和民族离散。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化，专门模仿学习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前途，发展希望就会暗淡。

2.“文化救国论”的具体内容。钱穆认为，首先文化是立国救国的本位要素。他生活在文化碰撞和思想激荡的时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他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基础，便是建立起民族与其传统文化上……在我们今天来研究国防问题，最中心最基本的，还该是民族与文化问题。” [4]（P58）他举例说明，英国因为民族和文化问题，分为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民族纠纷始终不断;他预测苏联和英国将来会因民族和文化问题而独立，这个预言在苏联得以证实。钱先生强调，未来有文化的国家才是王道，要树立“民族共存”和“文化会通”的发展理念，这才是今后世界各地立国的根本所在。其次，钱先生在分析完世界局势后，指出文化是产生中国、世界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向。在钱先生看来，当前中国社会问题是“病象”，文化问题才是“病根”，要从根本上来医病救人，实现民族文化复兴。当今世界种种棘手、困难问题，不是纯粹由经济因素引起的，也不是用国际间的外交及军事能解决的，其实是近代人类整个文化问题所引起[5]（P89）。

当前西洋文化内在病症已经爆发，导致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需要觅得新生，产生一种新的领导世界的文化，否则世界上的一切糾纷仍将永远延续。最后，学术文化领导社会政治经济。在钱先生看来，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革命救国”，都没有取得成功。究其原因是中国知识精英没有明白“建国必先建人，兴国必先兴才……先救学术，先救人才，然后才能救国家”的学术文化大原则。他认为，人类文化的正常状态，是由学术文化来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经济。

因为经济只是一种无意志的自然物质因素，可以限制人类的活动，但不足以决定人类的发展路向。人类在现实的物质经济的限制下，可能会选择一种途径或打开一新出路，这是政治的功能。“一般政治意志，自身也该是被领导的，它该是发源于人类整个学术文化的客观的理性要求之下而产生形成。”[6]（P100，102） 在钱先生看来，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 ，学术可以决定一个阶级的产生或消灭。如春秋时代中国古代贵族文化极为唯美、高尚、细腻，导致了贵族阶级崩溃，平民阶级的崛起 。学术可以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如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兴盛后，秦汉实现了大统一 。学术可以决定政治制度，如秦代以后的政治制度渊源于战国的学术思想[7]（16，80，85）， 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阶级关系以及政治制度的继承性并无关联。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化已走上“经济来压迫政治、政治来压迫学术文化”的学术途径，产生当前西方学术文化病症，要想消除这一病症，从学术文化大总纲处下手，要用人文主义教育代替唯物功利的教育，注重通学才能救国家。

3.“文化救国论”的实践路向。钱先生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种种困厄的最大根源是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自信、不尊重，看轻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对自己文化传统产生轻蔑排斥、自谴自弃的心理。他强调，文化能复兴，国家民族才会有希望、有前途。正如习近平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8]（P349）他认为，救国保种的前提，就是肯定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和价值，不断弘揚我国的传统文化;要想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要着眼于民族和文化问题。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融凝中华民族精神、激发民众抗日斗志，他充满民族悲情和忧患意识，为凝集抗战力量和振奋民族精神潜心撰写了《国史大纲》，试图从文化的维度探究救国救民的路向，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真实价值，激发了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在书中他指出，立国的基础不是物质，不是武力财力，而是文化，繁荣经济不是唯一出路;在救国立国诸因素中，文化是本位要求，学术文化是解决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基础，“发扬民族意识”和“发扬文化精神”，是救国立国之道，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凝集民族精神，全力抗击外敌侵略。钱先生认为未来世界各民族都要发扬各自固有的一套传统文化，以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立国之本，并引领世界、奉献世界。

二、坚定文化自信：“民族文化本位”的在场自觉

钱先生纵览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全面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个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历史最悠久、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文化。同时他在理性反思“中国文化落后论”“全面西化论”的浪潮中，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种种困厄的最大根源是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自信、不尊重，犯了严重的“文化自谴病”，导致中国文化失位、失语，加重了我国“亡国灭种”的危机。要想全面开展“文化自救”，就要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和民族文化自信，这也凸显了“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在场自觉。

1.在驳斥“中国文化落后论”中凸显了民族文化自信。所谓“中国文化落后论”，是指近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是现代的，中国是古代的，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阶段，很多中国的问题和矛盾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成，必须全面批判与抛弃。钱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落后论”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没有全面体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不能因为中国历史文化中有太监、鸦片烟、娶姨太太、女人裹脚等文化现象，就认定中国文化落后和无可救药，毕竟这些负面文化现象不是中国文化主干。他认为，中国曾经创造了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文化，“中国文化，于世界为先进。”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前世界人类，另外拥有一种优良文化，博大深厚，足以与现代西欧文化抗颜者，则只有中国”。

钱先生充满自信地强调，中国文化非断不是落后，反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具有强大的文化融通调和能力，能够消融西方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元素，然后不断调整与更新，获得了新生。“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疾病，五胡南北朝、晚唐五代、元、清及近代帝国主义等……可是经过一两百年，中国仍旧是中国，中国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 同时他通过中西史学对比，认为中国人的史学成绩，在世界各民族史学中无与伦比，没有任何民族的史学成绩能够超越中国，“自然科学西方是先进，但也不过早了我们两三百年的短时期，而中国史学则较西方先进了一两千年。”足见对中华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挚爱和自恋。

2.在对新文化运动和“全盘西化论”审视中凸显中国文化自信。钱先生指出：“民初以来之新文化运动，误以为我自己固有旧传统与海外新潮流一若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共存……果使西化与自我敌体对立，则用要即以自杀，复何良医之求”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全面批判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中西文化不可兼容，不仅没有救治中国，而且加重了中国文化的危机。陈序经和胡适等人推动的“全盘西化”的浪潮中，认为中国文化毫无生命力和价值而言，已经无可救药;主张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写拼音字母等，全面学习西方文化。钱先生指出：“病源不去、生机不复。在此状态下而高唱维新，高唱西化，西化维新纵算是一服延年益寿的最好大补剂，然而其人尚在病中，早服补剂，正以益病……今以西化维新不见速效，妄谓中国旧文化作梗。” 因为“全盘西化论”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旧的文化传统，盲目追随西方文化，割裂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因为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的只有中国文化。

在钱先生看来，近代中国的各种革新运动没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没有合理“把脉问诊”，盲目地用西方的理想化理论救治中国的“病症”，药不对病症，治表不治里，反而加重民族文化危机。

钱先生强调：“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娇柔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 钱先生认为，中国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来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把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中国应该及时开展文化自救，必须从内部机制进行调整更新，不能全面模仿或移植其它文化模式，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特殊性。我们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依靠本民族文化内力，全力调和新与旧、中与西、常与变，全面促进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以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钱先生从文化生命论出发，站在中华民族文化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文化即生命，不同的文化生命具有不同的个性，中西文化的个性不同，各有优长，我们不能简单地模仿抄袭。中国文化是广大地面产生的文化，可大可久，调和融通能力强，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不妨碍我们学习西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新科学新工业。

3.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凸显了中华文化优越性。钱先生采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中西文化差异，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从文化类型来看，认为中国文化是典型农业文化，产生于“贫瘠而广大的地面上”，内在自足，是一种“内倾型文化”，具有安定静足的文化特性，容易形成“内部统一的大民族国家”，能够有效抵制异民族文化的侵略。而西方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产生“小地面肥沃区域”，起源于内不足，需要向外求生存，是一种“外倾性文化”，具有“富强动进”的文化特征，容易达到顶点，容易遭受外民族文化的攻击而消亡。从文化生命的维度来看，中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不断调整和充实，具有延续性，因此中国文化“绵历不衰”，是一种长命文化，相当于“长距离赛跑”。中国历史文化既积累又开新，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从黄帝、尧、舜以来所积累的，并不断开新，如出现了春秋战国后秦汉大统一之开新、三国两晋南北朝后隋唐大同之开新等;而西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新旧突变和革命，具有颠覆性和冲断性，因此“时断时续”，是一种短命文化，相当于“接力跑、传递跑”;如西方历史文化，非累积的，是一种接枝，或是一种变种，是一种无积累之开新。如希腊、罗马文化“借尸还魂”，先后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学习借鉴。同时在从文化个性维度来看，中国文化、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分别是“青年文化”、“壮年文化”和“老年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中和型”文化，具有强大的吸纳同化能力，能够吸纳西方的科学文化，代表着世界文化的发展方向。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以整体性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偏向中和开放，崇尚中庸之道、融合协调，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崇尚唯物、斗争，冲突性很大，在文化交流和冲突中，很难融合一体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钱先生坚定民族文化立场，全面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个性和优越性，鼓舞了民族文化自省自觉。

三、坚守“以儒为主”：“民族文化本位”思想的在场表征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多种文化，外加传入的佛教、基督教等多种异民族文化，但彼此有能相互融合发展。但在这些众多的文化中，哪一种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干或主流？这成为钱先生的学术信仰和理论聚焦点，也是他“民族文化本位”思想进一步要探讨的内容。钱先生提出：“儒学尤为中国学术之中心。四部之学，莫不以儒为主。亦可谓儒学即是中国文化精神之中心。”[9]（P5）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一脉分张，一贯而下。

1.钱先生通过梳理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从纵横两个视角分析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主干地位。从纵的方面来说， 钱先生通过梳理儒学发展史，认为中国儒学不断发展创新，在衰败、动荡的时代仍能守先待后，开启新一代，儒学发展分为六期：一是先秦时代是儒学“创始期”，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儒学最先起、最盛行，“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 ，传承中国上古文化的正宗，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先秦以下各朝各代学术之演变，人物之代出，始终归宗于孔子。二是两汉儒学是儒学“奠基期”。钱先生反对“先秦学术到汉代已经中断”和“汉武帝始定儒学于一尊”的说法，他认为儒家在晚周和汉初一段时间内，先后吸收融会先秦各家学说，融会发展，思想统一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两汉儒学经学化，实现了上古文化与道、墨等思想的综合，形成了新的宇宙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政治理论体系，真正奠定了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地位。三是魏晋南北朝是儒学的“扩大期”。这一时期儒学呈扩大趋势，研究视野和范围比两汉要大，注重经学注疏，尤其创立义疏之学，并且儒学扩大史学，有了“经史之学”新名目，对后世文化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四是唐代是儒学的转进时期，儒学与文学汇合，迎来了儒学的繁荣，儒学成为道、经、史、子、集等部门齐全的系统。五是宋元明儒学是儒学的“综汇期与别出期”，融通和综合前代学术，并且吸纳融合了道学、佛学精华，产生了宋明理学，产生了朱熹一代通儒。六是清代是儒学“再综汇别出期”，探索出了经史文学兼通并重的总汇路径，创造了“碑传集”新文体，产生了方志学、考据学和公羊学。从横的视角来看，钱先生通过阐述儒与墨、道、佛等家的关系，再次论证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主导地位。钱先生运用史学的眼光考察了先秦诸子学及其特质，并以儒墨两家为轴心来梳理诸子学。他指出：“盖囊括而言，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平民化者曰‘墨’。儒家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原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 在他看来，儒墨两家在先，其它诸家在后，孔子既是“王官之学”的傳承者，又是“平民之学”的开创者，也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奠基者。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反对派。庄子也承袭孔门颜渊，其它诸家思想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同时钱先生比较了儒、墨、道三家异同后，强调了儒家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的核心地位，无论在思想渊源和理论特征来看，儒家在两家之上。先秦以后，历代思想家都以儒学为轴心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会、消融其它诸家思想，创新出新的文化。从李斯到董仲舒，以儒家为宗主，都与现实政治发生了关系，产生了众多典集，成功吸纳消融了诸家思想加以创新，如儒道合流、儒学融化佛学产生禅宗等，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2.从未来文化发展路向上看，儒家文化是未来中国复兴的主源文化。在钱先生看来，文化如同一个人的生命，总会有疾病，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问题激发，出现了暂时发展停滞。同时钱先生通过分析，认为近代国人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中国文化问题多多。他总结当今中国文化的问题有：一是看世界内外协一，因其内自足而同样认为其外亦自足，文化建设心态急切，存在“全面西化”和“文化复古”的倾向，结果文化建设不足、破坏有余;二是寄托在自给自足上，内部不安足，立脚不稳，有时会连根栽倒。三是文化观念看似比较圆满，但在实践上，和平陷入软弱，抵挡不住异民族文化的冲击。四是中国文化缺乏西方近代科学和宗教。在构建中国文化发展路径时，钱先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士大夫没有远见卓识所导致。士大夫没有“智识”，开始怀疑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问题的本源，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问题，胡乱效仿别人、提出诊治方案，药不对症，反而加重了中国的文化问题的恶化。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和“全盘西化论”等，不根据国家社会变动的实际，盲目主张“因故废常”，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中国文化的“更生之变”，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的内在破坏，产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的碰撞，如何快速吸纳消融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钱先生指出：“要复兴中国民族传衍悠久之文化，儒家思想的复兴，应该仍是其最主要之主源。” 钱先生认为，要从中国的救亡图存出发，遵循“据旧开新、老干萌新”的自救原则。首先他认为中华文化复兴应有相应的立场，“不站在中国原有文化立场上，也将看不出现代西方新文化之真意意义与真姿态，世界不能有‘无主观的纯客观’，也不能有‘无本身的变’，中国固有文化，是现代中国人认识西方新文化的一个独特自有的立场。中国固有文化，是中国唯一能变之自身” 。钱先生认为，只有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才能认清西方文化，才能找到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向。同时发展我国文化，要自本自根、自力更生，广泛调和、吸收异民族文化来发展自己。其次在中国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中国文化复兴，而文化更新必须遵照“据旧开新”的原则，走“以儒为主、中西会通”的路向。钱穆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出发，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能西方化，必须弘扬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否则就偏离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而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干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早已潜移默化于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是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因此复兴文化必须以儒家文化为主。从文化的特殊性来看，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中国无法改变以农村为基础的大型农业国的现实，因此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定不能脱离传统和客观现实，必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的文化现代化，必须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复兴。

3.从钱先生的学术信仰和研究取向来看，儒家文化是其学术依托和研究范本。钱先生在建构文化学体系以及阐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时，时常以儒家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为立论基础，以儒家学说为基本研究范式。钱穆指出：“由我观点，仍是欣赏孔子儒家那一套，似乎今日仍应该提倡一派新儒学，来为中国社会、人生理想找出路”。他在论证中国文化特征时，所用观念多出自儒家。譬如“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性道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等。钱氏在比较中西文化中多以儒学思想为主要范例。譬如在《晚学盲言》中论及中西“生死观”的差别，即以孔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祭神如神在”等言论表达中国文化重再生、重入世的情怀等。[9]（P82-91）他是一名纯然“儒者气象”，把为学与做人紧密结合起来，把儒家“士志于道”、“以天下为己任”和“舍生取义”的信念作为自己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延续中华民族文化命脉而殚精竭虑。钱先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而是注重“经世济民”的思想家，全力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奋力著书立说，对人生正义事业充满向往和追求。在香港筹办新亚书院时，为传承中国文化火种、为故国招魂殚精竭虑，使新亚书院成为护持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台湾定居期间，为中华民族统一献言献策，强烈反对“台独”;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因顿悟儒家传统哲学“天人合一”问题而快慰这些都是我们当代知识人立身行世的楷模。

四、钱穆“民族文化本位”思想评析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在民族和文化处于双重危机的情况下，钱先生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本位”的思想，凸显了钱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挚爱和深深的眷恋，具有一定合理性和重要现实意义，对当时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唤醒民族觉醒、振奋民族精神和全力抵御外敌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如美国学者狄百瑞先生认为：“钱穆最大的贡献，就是维护中国传统的观点以对付西方的影响。” 同时这也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指明了发展路向。正如后人认为：“这对于当时培育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凝聚民族向心力，重铸新的民族精神，确有其贡献。”[10]（P258）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钱先生主张“文化救国”的独特思想，坚定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自信，走“儒学本位、据旧立新、中西汇通、开放包容”的文化复兴路向，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但思想是时代的反映，也带有时代的烙印和一定局限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文化救国”的逻辑致思来看，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钱先生从“文化是一种精神共业”出发，认为文化决定民族和国家，是救国立国的基础，学术文化可以领导政治经济，从多个方面阐释建立了自己精神决定论文化观。而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反作用，一定时代的思想文化是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钱先生这种“文化救国”的思考逻辑，文化优先于政治经济的本位要素，文化决定国家民族，片面地夸大了文化精神的作用，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同时钱先生把现代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解决的出路归结为是一个文化问题，忽视了中国和世界问题解决的多重因素影响，有武断、片面之嫌。

2.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来看，钱先生高扬文化的民族性，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时代性、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是指文化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理论表征，而文化的时代性是指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所包含的时代内容和表现出来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文化世界性是指特定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包含有超越本民族利益而为别的民族文化所缺少的有益成分，指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11]（P21-24）通过中西文化对比，看到了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坚守了中华文化立场，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中华文化落后论”的一种有力反击，维护了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价值。但是钱先生在过分强调民族个性的同时，也忽视了文化的时代差异性，因为文化具有时代性，文化的内容和特质受特定时代条件的制约，是一定时代文化精神的反映，具有一定阶级性和现世性。而钱先生在中西文化比较中，看到了“古今之别”，忽视了“古今之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和落后元素。“由于他对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过分凸显，又在不同程度上抹杀中国文化研究和否定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共同趋向，把许多属于时代差异的东西统统归绪为民族差异，从而又无法说明和解释不同文化之间可以相互融通的内在根据。”[12]（P22-29）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张中西会通，但他过分强调文化的个体差异性，遮蔽了文化的普遍通约性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3.从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复兴路向来看，钱先生的“民族文化本位观”呈现出浓郁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和守旧的文化复兴主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估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形态具有旺盛的生机，能够成功地应对和解决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在“全面西化论”和“中国文化落后论”冲击下，钱先生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肯定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调和力、中合力和包容力，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是世界文化的有益补充力量，这就存在抬高中国文化之嫌、对中国传统文化过于自满，没有充分考虑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困境，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在对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展望中，钱先生主张“儒家本位、中西会通”的发展路向，积极吸收西方的新科学和新工业，实现中华文化的调整和充实，肯定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连续性，但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理想化的缺陷，这同现实有很多的差距，同时钱先生把中国文化复兴以儒学为本位，忽视了我国其它文化，把文化复兴寄托在有知识的士人身上，不开展文化运动，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推测，正如有学者评价：“坚信中国文化复兴的光明前景，这对重建民族自信心和弘扬民族精神是有益的，但其夸大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带有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显然是不利的。” [13]（P180-186）

总之，钱先生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想，彰显了一个学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褒扬和深沉的热爱，对于民族文化复兴、坚定文化自信和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启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钱先生的民族文化本位思想有很多可贵之处，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要学习一位思想家的睿智和世界胸怀，学习钱先生为了民族文化的世界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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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延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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